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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62(总第14期)2016年6月30日 目录 最新成果中外古文献所见中国西南的早期国际交通段渝(2) 西南地区用杖习俗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研究之二刘弘(13) 论茂县城关石棺葬墓地的分期与年代罗二虎(24) 成果推介 《推十书》(增补全本)即将出版(30) 《推十书》未刋稿目録(30) 《推十书》(增补全本)序萧萐夫(31) 《推十书》序蒙默(35) 基地建设 万众一心抗震救灾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在抗震救灾中(36) "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动态 "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专家组工作的新进展(37)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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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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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古文献所见中国西南的早期国际交通本文为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

段渝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国际交通系统里,西南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域,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汉书》,《后汉书》里的《西南夷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西南早期的国际交通问题颇有兴趣,不少名家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 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论述中印之间有6条交通线,其中第六条是滇缅路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33页..夏光南于1940年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对早期中印缅交通多有考证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方国瑜于1941年发表《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文,详细考证中印缅早期交通,并进一步认为,"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昆明版)1941年第12期..张星烺,冯承钧,丁山,岑仲勉,季羡林,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杨宪益等先生均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国外学者对古代中印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可谓这一领域的名作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玉尔(HenryYule),沙畹(Chavannes)国外学者的有关论文,多收入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62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精深见解.英国学者哈威的《缅甸史》G.E.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均对中缅印的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对此亦有涉及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和课题.由于这个课题关系到中西交通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不少学者纷纷对此发表高见,科研新成果层出不穷.但因这个课题涉及面广,问题复杂,所以仍然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本文对中外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加以重新分析,希望提供一些新的认识,以期有助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请学者指正.

一,古希腊罗马文献所载中国西南的早期国际交通

(一)长寿者,有尾人与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

据法国着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eeCades,1886-1969)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有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记载文字如下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专家组组长,首席专家.:

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Coudee,法国古代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长,约等于半米——译者注)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在格忒罗斯河(Gaitros)畔某处,有形似野兽的人,皮与河马相近,故弓箭不能入,在印度的海岛深处,俗传居民们都拖着一条大尾巴,如人们认为萨迪尔所有的那样.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引述与此稍异,此书说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影印,1989年,第2页.:

希罗多德(Herodotos)之后,记述东方之希腊人,有克泰夏斯(Ktesias),据云为欧洲人士最先记述中国者.克氏之作,约在纪元前四百年(周安王时),谓赛里斯(Seres)人及北印度人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每骨尺,由肘至中指之末端),寿命达二百岁.印度海中要有岛,岛人皆有长尾,所言荒唐无稽,恐为后人伪托,未足信也.

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约公元前58-公元21年之间)《地理书》XV,Ⅰ,34记载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6页.:

然而,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还要长寿.

斯特拉波《地理书》XV,Ⅰ,37还记载说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6页.:

人称赛里斯人可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

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的说法虽然不免荒诞,不过仔细考察分析,确实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

在中国先秦秦汉史上,长期流传着关于长寿的传说,流传得最广泛的,要数有关彭祖长寿的传说了.史籍记载彭祖"寿八百".彭祖,先秦秦汉史上有两个有关彭祖的记录,历史上曾把两个不同的彭祖混为一谈,以为是同一人,其实不然.据《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彭祖为祝融陆终氏之子,又称"大彭","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第39页..《汉书·地理志》以为:"彭城,古彭祖国",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但蜀中也有彭祖遗迹,《华阳国志·蜀志》于犍为郡武阳县下载:"郡治,有王乔,彭祖祠",又载:"王桥(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彭蒙之蒙,与望音近相通,《续汉书·郡国志五》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下载有"彭望山",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南二十里彭望山",又引李膺《益州记》:"县等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元和郡县志》卷三二亦载:"彭亡城亦曰平无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蜀地这个彭祖渊源有自,应与《尚书·牧誓》所载西土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的彭人有关,不必勉强去同陆终氏之后的大彭相比附.从三国时张鲁之子叫彭祖的情况看见《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页.,西蜀有为子取名彭祖之习.再从仙人彭祖行迹看,他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为特征,恰与其同乡王乔相同,所以《庄子》所说的仙人彭祖,应为西蜀犍为郡武阳县的彭祖,而非东方彭城的彭祖.此彭祖与王乔并为一派,蒙文通先生考证其为南方之仙道,与燕,齐有殊,而吴,越的行气一派也是源于西蜀王乔,彭祖的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载《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338页..至于《华阳国志·序志》所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则混淆了东方的彭祖和西方的彭祖,而两个彭祖又是各有渊源的,正如三个王乔各不相同一样段渝:《巴蜀文化与汉晋学术和宗教》,《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克泰夏斯所谓赛里斯(Seres)人"皆有长尾",即所谓的"有尾人",其实也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相当真实的历史依据.这里可以提供三个证据予以说明.

第一个证据是,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类型彩陶钵的内壁上,绘有一幅五人牵手舞蹈的图案,五个舞蹈者均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见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彩版第57页..

第二个证据是,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汶川,理县,茂县地区,从古相传着羌族与戈基人大战的故事,这就是羌族端公(巫师)唱词和羌族民间口头相传的长篇叙事诗《羌戈大战》.这篇叙事诗记载了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上古时原住着一支族群名叫"戈基人",戈基人就是"有尾人",后来羌人来到岷江上游,战败了戈基人胡鉴民:《羌民的信仰和习为》,《边疆民族论丛》,1940年.罗世泽整理:《羌戈大战》,载《木姐珠与斗安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1-124页..在四川广汉三星堆1号祭祀坑所出青铜雕像中,有一跪坐人物像(K1:293),发式似扁高髻,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由于平时犊鼻裤的一端下垂,就像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因而被讹传为有尾人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第三个证据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蛮的服饰是:"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所谓有尾人的尾,其实是人们身着的长衣,长衣后摆开叉,就像长着尾巴一样,这就是《后汉书·南蛮传》所记载的真实情况.我们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即古蜀王国鱼凫王形象身着的长衣,其形制近于燕尾服,正是"衣服制裁,皆有尾形"的形制.由此可知,所谓有尾人,其实应是"有尾形"的衣服制裁的一种讹传.

我们知道,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今甘肃,青海有众多的族群活动居息,甘青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宿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岷江上游汶川,理县,茂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多见彩陶,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岷江上游的戈基人属于氐人的分支,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古蜀王国鱼凫王朝统治者集团的族属亦是氐人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页..古代氐羌同源异流,因而在青海乐都柳湾彩陶上的舞蹈者形象,与岷江上游的戈基人和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鱼凫王形象,同为有尾人的形象.这就说明,古希腊作家和中国古文献所谓有尾人的记载,其内核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只不过是把"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讹传为人群长有尾巴罢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古希腊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有关赛里斯(Seres)与长寿者及有尾人的貌似怪诞的记载,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它们确实包含着一些真实的历史素地.这个传说里的怪诞人群现象,事实上在上古时代中国西南的族群里是存在的,与岷江上游古蜀人的传说有着相当的关系,它们曲折地反映了古代蜀人传说的西传,应是古希腊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进行的实录性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的存在.

克泰夏斯的生活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此时关于支那(Cina)的名称已经远播于印度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76页..古蜀人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一条主要的通道是从今东印度阿萨姆经北印度进入西北印度(身毒),这正与克泰夏斯把Seres和北印度联系在一起的记述相吻合,也与古蜀丝绸西传印度的年代,地域和路线相吻合.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至于说印度海中有岛,那是古希腊地理学在当时的认识,以为印度东面是大海,是陆地的尽头.当然,有的古希腊地理学家也记述说印度以东为沙漠(见希罗多德《历史》).不过,这些关于亚洲地理的记述,基本上是希腊人对遥远的东方的种种猜想,并没有实证根据.

(二)关于赛里斯(Seres)的再研究

根据古代希腊罗马文献的记载,在东方极远的地方,有一地域叫Seres.大多数西方文献以Seres为中国的代称.中文一般根据其读音译为赛里斯,也有一些论着直接译为中国.

但是,Seres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或它究竟是指中国的哪一地域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向存在争议,诸家说法不一.

不少学者认同法国汉学家玉尔(HenryYule)所提出的对Seres的解释.玉尔认为:Seres,Serica二字,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绢缯的Sericon,Sericum,这字又由阿尔泰语讹传.中国的丝绢,早为西方欧洲社会所喜爱,自古经索格德拉(Sogodiana),安息(Parthia)商人输往西方,为希腊罗马士女所珍爱,以致因缯绢而称呼其产地.Sin,Sinai系统的字,胚胎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名称,后百余年随汉武帝远征匈奴而传至边远之地.他认为,Seres名称的起源,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21年,但缯绢贸易的存在则可上溯到远古HenryYule,CathayandtheWayThither,NewEditionbyH.Cordier,Vol1:PreliminaryEssayontheIntercoursebetweenChinaandtheWesternNationsprevioustotheDiscoveryoftheCapeRoute,London,1915.参考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根据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影印,第7页..另有一些学者认为Sin为蚕之译音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7,38页..虽然,蚕字上古音为侵部从纽,读若Cin,与Cina读音相近.但是,Sin系统的字既然源出阿尔泰语,起源较晚,那么它与起源较早的梵语Cina系统就不具有同等的关系,应当是来源于梵语,其间关系恰好与中国丝绸从古蜀经印度西传的途径相一致.玉尔以为Seres名称为陆路西传,Cina名称为海路西传,其实并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坚持认为Seres,Sin均出Cina,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亦赞同这一看法.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伯希和与劳费尔的看法是正确的.

至于赛里斯究竟是指整个中国,还是指古代中国的某个地域,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认为赛里斯是指中国西北地区,而杨宪益先生则认为赛里斯是蜀的译音.杨宪益先生指认赛里斯为古代的蜀国,他的主要证据有两个:一是根据脱烈美《地志》所记载道里的方向和距离,二是认为"蜀国的蜀本为织丝的蚕的原字,此亦与Seres产丝的西方记载相符"杨宪益:《释支那》,载《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27~129页..

蜀,上古音为屋部禅纽,读为Su,它是古蜀人的自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人们则根据古蜀人善养蚕的特征,把Su的读音音译写作蜀.蜀这个字,在甲骨文里为桑虫的象形字,如《说文》所释.此义正符合自称为Su的族群之经济特征,所以中原地区的人们即以蜀字来写定Su这个族群的名称.在殷墟甲骨文中的蜀字,从目,从虫类躯体,而不从虫,以目和虫体两个字会以蜀字.但在周原甲骨文里,蜀字则从目,从虫类躯体,从虫,以目,虫体和虫三个字会以蜀字.殷周甲骨文里两种蜀字的含义完全是一样的,它们都表示同一个自称为Su的族群,这就是四川盆地的蜀.殷墟甲骨文中从目,从虫类躯体的蜀字,应当是省形字,即是省去了所从的虫,而周原甲骨文的蜀字则是完全写法.可见,蜀字的下半部从虫或不从虫,其含义完全是一样的,毫无二致.不论殷墟甲骨文还是周原甲骨文里的蜀字,都不与蚕字相同.蜀,即是《尔雅》释文所谓的"桑中蚕",《诗经》毛传所谓的"桑虫",即桑蚕,它是"蚕之类多"中的一种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36年世界书局版影印,1990年,第803页.,只有这种桑蚕才能演化为家蚕,而其他种类的蚕均不能演化为家蚕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2-355页..可见,以蚕字来代替蜀字是并不妥当的.

其实,虽然从内涵来看,Seres与Su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从字音上分析,Seres与Su,二字的字根却是不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尔泰语的Seres来源于梵语的Cina,而梵语的Cina来源于丝绸的原产地地名成都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读若Sindu,而不是读若Su.

赛里斯(Seres)和后来产生的秦尼(Thinai)名称,都是公元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一名初见于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有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秦尼(Thinai)一名初见于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530年希腊教士科斯麻斯着《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则称为Tzinit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出自一源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66页..而据戈岱司的看法,西语里的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坦(Tzinista),"显然就是梵文Cinathana(震旦)的一种希腊文译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17-19页,中华书局,1987年..可见,不论是赛里斯(Seres)还是秦尼(Thinai),或是秦尼扎(Tzinitza),秦尼斯坦(Tzinista),它们的语源都是支那(Cina),而支那就是成都的梵语译法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是分析希腊时代关于东方地理知识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16-18页,正文17-19页,中华书局,1987年,.长期以来,《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被认为是公元2世纪前半叶希腊史家阿里安(Arrien)的作品,实则是公元1世纪末的作品.见戈岱司为《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所写的"导论"第16页..《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谈到,经过印度东海岸以后,向东行驶,到达位于恒河口以东的"金洲"后,再经过一些地区,到达赛里斯,一直到达一座名叫秦尼(Thinai)的内陆大城市的地方,该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生丝,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之布罗奇)大商业中心,另一条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赛里斯国与印度之间居住着称为贝萨特人(Besatai)的野蛮人,他们每年都要流窜到赛里斯国首都与印度之间,随身携带大量的芦苇,芦苇可用来制作香叶(肉桂),这种东西也向印度出口.据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研究,贝萨特人的位置是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编者戈岱司完全同意李希霍芬的看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中华书局,1987年,第30页..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印之间的交通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和缅甸到达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亚的.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记载了10世纪时阿拉伯人麦哈黑尔东游写的《游记》,其中说到中国的都城名为新达比尔(Sindabil).玉尔分析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781页.参看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影印,1989年,第15页.:

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如康达比尔(Kandabil)山达伯尔(Sandabur)等,中国无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为成都府,马可波罗游记作新的府(Sindifu),乃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时,为蜀国之都城.

这条材料十分重要.10世纪时的中国,最初7年是唐末,多半时间属于五代十国时期,960年以后是北宋,这些政权的首府和唐,宋都城名称的读音,除蜀之成都外,没有一座的发音接近Sindabil和Sindifu,可见当时阿拉伯人是用Sindabil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都城的.从语音上分析,不论Sindabil还是Sindifu的词根,都与古希腊语Sina,Seres的词根完全一样,均为sin,而Seres,Sin均源出古印度梵语Cina,其它音节都是词尾,可见Sindabil,Sindifu的语源是从Sina,Seres演变而来的,而Sina,Seres又是从Cina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关系的原因在于,由于最初经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人手中的丝绸是成都生产的丝绸,而成都是蜀之都城,所以都城生产的丝绸这一概念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直到10世纪时还不但保留着成都(Sindabil)这一称呼,而且更用这个名称来指称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中国都城.玉尔说,阿拉伯人《麦哈黑尔游记》"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恰好揭示出了丝绸产地成都(Sindabil)与丝绸中转地印度和丝绸到达地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和路线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论Seres(赛里斯),Cina还是Sindifu所指的地域,其实都是中国西南古蜀之成都.另一方面,如像此类因缺乏直接接触和交流而误解异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史例相当不少,正如有的中国古文献把Sind(印度河)当作五天竺(五印度),而以条支指称阿拉伯,却不知那些地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变化已引起多次版图变化和名称变化的情况一样.

实际上,关于赛里斯的方位问题,在希腊罗马的文献里多次提到,有的文献还有详细的描述.但由于那个时代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还非常模糊,所以引致后来的学者产生种种歧义,提出不同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印度学者谭中在《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中说,欧洲人称中亚为Serindia,这个词的Ser是Seres或Serica的缩写,意思是"丝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Serindia的意思是"中印".这与人们把东南亚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如出一辙.Serindia和Indochina这两个概念,是指中印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的大舞台.欧洲人到了Serindia和Indochina(中亚和东南亚半岛),就有中亚文明相互交叉影响的感觉,所以这样取名.而印度人自己的"印度"名称,来源于Sindhu这个名称,Sind是河流的名称,即是印度河,Sindhu一地现在位于巴基斯坦[印]谭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3,84,88页.,是着名的印度河文明的发祥地.根据这个认识来看,Seres这个名称,显然是与Sindhu(Sindhu,在波斯人那里讹变为Hindu,传入希腊后,希腊人又讹变为Indus,此即India名称的由来)这个名称一道,从印度西传到中亚地区的,欧洲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知道Cina这个名称,而且把梵语的Cina一词,按照欧洲人的语言,音转成了西语的Seres.由此看来,Seres名称和Sindhu名称同传中亚,应该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本文所使用的印度这个概念,除特别指出外,多数情况下是指"地理印度"而不是"印度国家"."地理印度"大致上相当于印度文明的地理范畴,包括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在内.中国古文献对印度的指称,有着多种译名,如:身毒,天竺,贤豆,欣都思,捐毒,等等,而不同时期的译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有所差异,例如迦腻色迦创建的贵霜王朝在中国古文献里并不称身毒,而是初称大月氏,后称罽宾.参考[印]谭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0-81页..可以知道,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地中海,这条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所途经的国际交通线.这与中国古文献《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滇越"(东印度阿萨姆)进行贸易活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身毒(西北印度)进行贸易活动的路线是恰相一致的.

二,中国古文献所见西南地区的早期国际交通

(一)对贾谊《新书》关于西南地区内外交通记载的再研究

贾谊《新书》卷9《修政语》上记载:"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北中国幽都及狗国与人身鸟面及僬侥."其中几个地名和古国,古族名,颇与古蜀和西南地区的内外交通线有关.

独山,古读蜀曰独,见《山海经》郝一行疏,独山即蜀山,《史记·封禅书》作渎山,均指岷山.狗国,先秦岷江上游有白狗羌,称为"阿巴白构",为牦牛羌之筰都,即《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所说:"筰,白狗羌也."筰都在战国至汉初渐次南迁至今四川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逐渐南迁至雅砻江流域今四川凉山州之西南部今盐源等地区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页.."人身鸟面",似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的人面鸟身有一定关系三星堆青铜雕像中有1件鸟脚人身像,腰部以上断裂,损毁不存.这件雕像腰至大腿,小腿为人身,脚为鸟爪,踩在一只作飞翔状的青铜鸟的头上.根据这件雕像的形态和意境看,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鸟头和陶制鸟头勺把等情况分析,这件鸟脚人身青铜雕像像的头部很可能是鸟头..而狗国与人面鸟身相联系,则可能暗示着三星堆古蜀人与白狗羌在族群上的某种联系.

僬侥,或作焦侥,始见于《国语·鲁语》,其后,《史记》,《后汉书》,《山海经》,《列子》,《括地志》诸书中有所记载,说其人身高不过三尺.《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小人名曰僬侥之国."《海外南经》所记略同.方国瑜先生引证李长传《南洋史纲》说:"小黑人,后印度(中印半岛)之原住民,人种学家名曰小黑人,属尼格罗系(Negritos).身躯短小,肤色黝黑,在有史以前,居住半岛,自他族徙入,遂见式微."方先生认为,永昌徼外僬侥夷,当即古之小黑人,惟不详其地理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216页..夏光南和缅甸波巴信认为焦侥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第23页.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页..其实,就印度历史看,所谓小黑人,即是尼格罗种系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的主要居民,在印度河文明衰亡后,当北方操雅利安语的印-欧人从欧亚草原进入印度北方时,达罗毗荼人迁移到恒河流域,印度南部和印度东北等地,今天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喀拉拉邦,东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和库奇山区的安加米那人身上,还可以见到达罗毗荼人的特征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参考:(印)R.塔帕尔(RomilaThapar):《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按,实际上,达罗毗荼人包括尼格罗人和地中海人两部分,一般认为,辉煌的印度河文明即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衰亡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此后,达罗毗荼人从印度河流域逐步向东印度和南印度迁徙.这个时期,正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兴起并走向繁荣的时期,也是古蜀文明与印度文明接触交流的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来源于印度洋的大量齿贝,古蜀的柳叶形青铜短剑段渝:《试论商周时期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以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巨量象牙,都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些文化因素的直接来源,颇与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印度阿萨姆和上缅甸有关.二者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交通,应是通过这些地区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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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印度阿萨姆有一着名的迦摩缕波国,中国史籍记为盘越国,或滇越,滇越的东南即是上缅甸.公元前3世纪以前,上缅甸不曾存在任何国家,而印度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王朝的势力已扩张到东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B.M.Barua,AsokaandhisInscriptions,pp.64-69,Culcutta,1955.转引自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盘越国,一曰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第860页.盘越,《后汉书·西域传》误作"磐起",《梁书》卷四五《中天竺传》作"盘越",《南史》卷七八作"盘越",《通志》亦作"盘越".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1-57页..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等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记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等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这里所说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是直接毗邻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见所着《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4页.方先生之说,是符合古文献的记载的..《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还记载:"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这一线就是古蜀人出云南到东印度进行商业活动的线路.由此不难知道,古蜀三星堆文化和中国西南文化中出现的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必然是由蜀商通过当时已从印度河流域东迁至阿萨姆的原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那里了解,并往来传递信息的.贾谊《新书·修政语》把西南夷狗国,三星堆人身鸟面与印度达罗毗荼僬侥相互联系,其真实文化内涵应是上古时代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交通和交流.

考古资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缅,印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云南考古中常见的形制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1981年,第45-67页.杨甫旺:《云南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云南文物》第37期,1994年..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部凉山州西昌市等地区常见之物礼州遗址联合考古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边境仅150公里的缅甸勐拱地区,这个地区当属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的永昌郡内外.阿萨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印度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见H.L.Movius,EarlyManandPleistoceneStratigraphyinSouthernandEasternAsia,PaperofPeabodyMuseumofArchaeologyandEthnology,vol.19.Cambridge,1944.ShshiAsthana,HistoryandArchaeologyofIndia,sContactswhithotherCounthies-FromEarliestTimesto300B.C.,Delhi,B.R.PublishingCorporation,1976,p.154.参看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这同样是中国西南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四川省文管会,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的.他又举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认为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3,355,356页..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着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关于缅甸的古代民族的来源问题,参看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48页,贺圣达:《缅甸藏缅语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兼论其与中国藏缅语诸民族的关系》,载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关于孟高棉语的问题,可参考何平:《中南半岛北部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载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33页.,这显然同有肩石器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所显示的族群移动有关.

《新书·修政语》还提到"西见王母,训及大夏",西王母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在中国的西方.近年有学者认为,"王母"是古印度语Uma通过古突厥语演变而来的,是印度神话中喜马拉雅山神之妻Uma的化身库尔班·外力:《西王母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葛剑雄先生认为,先秦至张骞通西域以前昆仑山,西王母所在的"西方",实际上指的是西南,不仅包括今四川,云南,甚至包括境外的南亚次大陆和中亚葛剑雄:《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确实是有道理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在今阿富汗.贾谊既将僬侥与狗国和人面鸟身联系在一起,又将它们与西王母,大夏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些古国古族之间有着往来交流的关系,而这一联系交流和往还线路,恰恰是古蜀文明从岷江流域经西南夷之牦牛种白狗羌地区(即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之牦牛道)至上缅甸再至东印度西行至阿富汗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线,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中张骞所谓的蜀身毒道.《新书》关于这些古国古族交流往来的记载恐怕不是出于偶然,应是贾谊对西汉初年关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传闻的真实记录.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侥种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亦见《后汉书·安帝纪》..东汉时僬侥进献封牛,所谓封牛,应即牛脊梁凸起成峰的峰牛,这种牛的青铜雕像在云南大理地区的战国秦汉考古中有大量发现.峰牛产于印度,为中国所不产,云南大理考古发现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峰牛青铜雕像,即与印度僬侥有关.这说明,中印之间通过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频繁的程度.东汉时,"永昌徼外夷"多次遣使从永昌(今云南保山)通过西南夷地区进入中原京师进献方物见《后汉书·和帝纪》,《后汉书·安帝纪》,《后汉书·陈禅传》,《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77,183,231,258,1685,2851页.,其中除僬侥外,还有敦忍乙,掸国等.据学者考证,这些族群和古国多在今缅甸境内.夏光南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第23页.,方国瑜先生认为敦忍乙是"都卢"的对音,似在上缅甸的太公方国瑜:《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掸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即罗马帝国.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全部行程.

贾谊《新书·修政语》还将蜀,越,交趾联系在一起,越为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古族,先秦秦汉时期的南中地区亦有相当多的越人,《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南中"盖夷越之地",古文献亦称南中有"濮越","滇越"等,交趾在中印半岛北部,有雒田,雒王,雒侯,雒将《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水经注》王国维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56页..联系到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的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岐锋牙璋,越南北部永福省义立遗址发掘出土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A类灰坑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越两国首次合作:越南义立遗址2006年度考古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6日.,以及在四川凉山州,云南和越南青铜时代东山文化发现的大量蜀式三角形援青铜戈参考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第12期.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云南和中印半岛出土的大量铜鼓,和《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趾外域记》以及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等文献所载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交趾建立"蜀朝"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至中印半岛的的交通线是畅通的古代中越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是步头道和进桑道.严耕望先生在《汉晋时代滇越道》(《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台北,1986年)中认为,进桑约在今河江县(E105°,N22°50')境,此道行程,北由贲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E104°15',N21°25'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方国瑜先生在《南诏通安南道》中认为,进桑道确为滇越通途,进桑的方位在今云南的河口,马关二县间,系在红河流域,步头道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521-530页,第566-586页).关于步头道和进桑道在中越交通史上的作用,严耕望先生认为步头道在唐以前不如进桑道重要.笔者在《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160,161页)中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陆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另一条即是严耕望考证的进桑道.李绍明先生最近在《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7页)中认为,进桑道系沿盘龙江而下,而步头道系沿红河而下,二者走向是不相同的,不可仅视为一途以概之,红河一途即古步头道当是古代蜀人由滇进入越南最为便捷之最佳路径.,这不仅与战国晚期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地南迁交趾有关,而且同从商代以来中越文化的早期交流互动有关.

(二)王嘉《拾遗记》的有关故事

王嘉《拾遗记》卷二记载,周成王即政三年,泥离之国来朝.法国学者鲍梯氏认为泥离国为尼罗河之音转,久良认为是印度拿拉镇之音转,拉克伯里认为是缅甸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奴莱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中华书局,2003年,第51页..《拾遗记》卷二还记载,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等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从献玉和赤象来看,旃徐国有可能是缅印地区之国.五年,"有因祗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纳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六年,燃邱之国献以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张星烺认为:"拳头尖鼻,或者即欧洲之白人也."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中华书局,2003年,第52,53页.

过去学者在对《拾遗记》所述故事进行解释性研究时,基本上没有凭藉可靠的参考资料,其解释系统缺乏科学依据,多有任意比附之嫌.当我们在系统研究了古代巴蜀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与文明后,再来分析《拾遗记》所述故事,可以发现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一是"五"这个数字,与古蜀人的尚五习俗是否有关古代蜀人尚五,在社会组织,文物制度等方面均以五为纪,秦始皇在蜀整修道路,亦以五尺道命名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的尚五观念》,《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二是丝,五色丝,当为织锦,是否与蜀锦有关三是五色之玉和赤象,五色之玉当为翡翠之类,象则是缅甸和印度的特产.由此可以认为,《拾遗记》记载的这几个古国应该都在西南方向,当在印度支那半岛或南亚次大陆,与中国西南相毗邻.四是拳头尖鼻,这种形象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极为近似,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三星堆文化族群的主体属于古羌人,而古羌人的种属与中亚或西亚有关.五是献比翼鸟,《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巴人献比翼鸟,二者是否有关

以上五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丛(文化集结),似乎已非偶然.但要进一步确定其间的关系,还需做深入的比较研究.

(三)"大秦"称谓的内涵

大秦这个称谓,始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初指希腊,后指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史记》记载张骞由西域归汉时,尚不知道有大秦名称,当时大秦的名称为犁轩.犁轩,《史记》,《北史》,《魏书》作犁轩,《后汉书》,《魏略》,《晋书》作犁靳,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恶汉书》作犁鞬.关于犁轩名称,自来中外学者就有不少歧义,阐释繁多,夏德以为是阿拉伯的Regem的对音,伯希和,白鸟库吉以为是埃及的Alexandria(亚历山大),藤田丰八以为是波斯的Rhaga.大秦,夏德以之为Tyre,德巴拉威以之为Seres的对音,藤田丰八以之为伊兰语Dasina的对音,玉尔,沙畹(Chavannes)以之为希腊语Polin的对音,意为"都城",等等,不一而足.

杨宪益先生认为:大秦一名在张骞去西域时尚不存在,公元99年甘英去西域时始为人所知,故其来源不难探考.黑海西地方包括拜占廷在内原为希腊殖民地,曾保持独立至公元77年,该时其王尼可密三世(NiedesⅢ)始降于罗马,罗马皇帝维斯巴西昂(Vespasian)始将其地改为一省,该省的名称为Bithynia,或简称Thynia,因其地原属于Thyni族人."大秦名称既为公元九十九年左右的事,当即为Thynia的对音"杨宪益:《大秦异名考》,《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51-153页..杨宪益先生的分析,是从大秦名称本身的发源地出发来加以论证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谓确论.

《后汉书·西南夷传》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李注解释为"其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用现代汉语来说,意为:由于罗马人的身材特征与汉朝人(按:注释中的"中国",是指汉朝而言)相似,所以称为大秦.但是,汉朝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国家(汉王朝时的中国)称为秦,更不可能还在秦朝之名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来称呼别的国家,这样做岂不是犯了大忌!不难知道,大秦这个名称的"秦",完全不会是秦王朝或秦人的意思.西方人称中国为Sina,Seres,China等等,其实皆出于Cina,其语根为cin,sin,而cin,sin均非秦的意思,不是指秦王朝或秦国,否则在汉王朝时汉人把自己的国家和王朝称为秦,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由此可见,《后汉书》对于大秦名称的解说,本身是望文生义,但却致使谬种流传,贻误学界,至今而然.据笔者的研究,所谓Cina,Sinae,应是指古蜀之成都而言,这两个名称早在公元前400年以前就已经传至印度和西方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它们均与秦国或秦朝的名称没有任何关系.显然,如果以大秦名称来论证先秦或秦朝时由于秦在西北的开拓及其声威,而由西北民族将其国名或朝名西传至中亚和西亚,显然是张冠李戴,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南方丝绸之路:先秦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

古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在蜀的西南即所谓西南夷之地,古称南中,"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华阳国志·南中志》.,分布着大量濮越人的群落.《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昆,郎等州皆滇国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则通号越,细分则有巂,滇等名也."可见蜀地"南接于越",即与南中之地包括永昌,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论证的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巂等在内的蜀之南中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商周时代,在以三星堆文化为重心的古蜀文明的强劲辐射和促动下,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滇,黔地区相继产生了青铜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日益加深,酋邦组织形成,推动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演进,以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为中心,分层级的青铜人物像群结构,展示出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西南地区各古族在古蜀文明旗帜下的文化互动与交融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由于古蜀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先秦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从分散的后进状态逐步走向文明,初步形成了西南夷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状态,对秦汉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华文化大家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古蜀在西南地区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

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据有显着的地位,尤其在中国文明初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春秋以前,中国西北方面的民族移动尚不剧烈,由西北地区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迁徙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当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里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或译西徐亚)在西梅里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47,48页..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的联系还存在较大隔阂,所以经中国西北方面以及经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存在更多的困难.战国至汉初,由于匈奴和西羌分别封锁了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地带,致使西北和北方的中西交通仍受阻隔.而在中国西南方面,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5页.,商周时期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从西南夷道出境外,由此至缅,印而达阿富汗,中亚再至西亚和地中海,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从西域探险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指出:"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史记·大宛列传》.这表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西南地区出中国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张骞,城固人,亦即蜀人陕西城固先秦时属蜀,直到东汉,仍"与巴蜀同俗",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汉书·地理志》.,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把张赛在中亚所见"蜀物","蜀贾",同蜀贾在次大陆身毒和在东印度阿萨姆滇越从事商业活动等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和汉初蜀人商贾在印度和中亚从事丝绸,"蜀物"等长途贸易,必然是通过蜀身毒道进行的.

除西南夷道这条主要线路外,南方丝绸之路还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还包括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国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即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的族群,.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于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步头道和盘江进桑道等线路往还进行.而东南亚,南海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盘江道和蜀,黔,桂,粤牂柯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经由西南夷地区西行而去.可见,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文明初期确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为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大纽带.

李学勤先生最近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贝的存在,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及历史意义.'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以往在商代晚期的都邑殷墟,曾经看到一些有关线索,例如,三十年 掘的小屯YH127坑中的'武丁大龟',生物学家伍献文先生鉴定为马来半岛所产,八十年代我在英国剑桥大学 里选出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也是缅甸以南.再有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粘附的一些织物痕迹,台湾学者检验认为是木棉.另外,越南北部出土的玉牙璋,形制纹饰特点表明与三星堆所出有密切联系,已为学者周知."李学勤:《〈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李学勤先生所举出的若干证据以及对中国西南早期国际交通地位的认识,确为精辟之论.

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与域外进行交流和互动,沟通了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关系,在中国与欧亚之间的友好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使中国认识了世界,也使世界认识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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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用杖习俗研究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三星堆与西南青铜文化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刘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研究员.——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研究之二

刘弘〔摘 要〕杖是出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文物,它表明西南地区的一些民族在商周至秦汉时期曾有过用杖习俗.在这种习俗中,杖是权力的象征物,巫师和拥有巫师身份的部落首领是杖的使用者."西南夷"杖与"蜀"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是两者之间曾经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同一宗教文化背景,而两者的杖在数量上的多寡则源于古蜀国与西南夷诸族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通过西南地区的杖不但可以观察到古蜀文化对西南地区其它文化的影响及其主要传播路线,而且还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某些文化联系.

〔关 键 词〕西南地区,杖,社会结构,南方丝绸之路

《说文》曰:"杖,持也."杖本是一种人类用来辅助行走的生活用具.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杖在社会生活中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功能,即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杖成为代表权力的象征物,掌握世俗,宗教,军事等权力的统治者以手握杖的形式,来表示其是上述权力的拥有者,具有这种功能的杖被称为权杖.在我国,使用权杖的习俗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些民族中,时代从殷商一直延续到了西汉,而中原地区却没有出现这种习俗.西南地区杖的形制,和由此反映出来的西南古代民族的社会结构及其差异,以及它们文化上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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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地区杖的基本形制和各区域杖的特征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商周至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一些古代民族的杖及用杖习俗,其中不包含两汉时期属于汉文化范畴养老尊老制度的鸠杖.关于西南地区这一时期诸古代民族所用的杖及用杖习俗,文献上没有丝毫记载,故出土文物是本研究的唯一基础.

从出土文物的角度上能看到的杖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杖的实物,其二是一些文物上出现的杖的形象.

目前西南地区出土的杖有金杖,铜杖,木杖,藤杖,以及杖的部件铜杖首和木杖首六种.金杖只三星堆出土了一件(内为木质,外包金皮),整体的铜杖数量也不多,只在川西南的盐源,滇池湖滨的晋宁,江川和滇西的祥云有所发现,因难以保存,木杖和藤杖只偶有出土.发现最多的是铜杖首(铜杖首的杖身为木质,但出土时多腐烂不存,只留下造型各异的铜质杖首),除此之外,还发现少量的木杖首.

杖从形制上一般分为杖首和杖身两个部分,杖首一般铸有或雕刻有立体的人,兽,禽,鱼等动物造型,铜杖身基本呈中空圆棍形,下端为镦,木杖身则以实心木棍为之,少数杖身上镌刻有精美的图案.

杖从尺寸上可分为长短两类.

第一类为长杖,有实物出土.长杖的长度一般在120—140厘米之间,结构上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整个杖身为一整体者,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侍女杖首铜杖,祥云大波那出土的双豹杖首铜杖,另一类则是由若干节杖身组合成整体者,如盐源出土的九节立鸡杖首杖.

第二类为短杖,长度一般在50厘米左右,目前未见实物出土,但在一些文物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类杖的形象.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腰间所插的杖,云南呈贡天子庙墓葬出土铜鼎上刻绘的巫师手持的杖,晋宁石寨山墓葬出土刻画图案铜片上刻绘的杖等都属于这类短杖.

西南地区有杖出土的区域可分为五个,每个区域出土的杖都具有共性和个性,以下对五个区域的杖逐一介绍.

第一个区域是成都平原,出土有长杖,短杖与杖首,质地分金,铜两类.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金杖,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碳化.金杖的一端阴刻三组图案,一组为头戴五齿冠,耳戴三角形耳饰的的人头像,另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是两背相对的鸟和鱼,一支带羽箭迭压着鸟颈和鱼头,华贵精美.这件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是为长杖.〔1〕

其二为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神坛上的四位神人所持之杖.神坛分为四层,第二层为四位立人,四立人手中"各握一藤状枝条.枝条的上端残断,下端弯曲并有钩状分叉".从杖与立人的比例观察,杖的长度几与立人等高,这应该是一种异形的长杖.〔2〕

其三为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小铜立人腰间所插短杖.该铜立人"腰间系带,正面腰带上斜插一物",该物上端作扁平排刷状,下为条形柄,非刀非剑,应为一种杖.如将小立人身高恢复到真人身高165—170厘米之间推算,则该杖的长度当在50厘米左右.〔3〕

其四为铜质杖首.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有铜鸡和铜鸟形杖首,鸟巨眼尖喙,长翅分尾,背羽高耸.鸡作高冠尖喙状,体态肥硕,毛羽丰满,昂首挺身,鸡,鸟皆立于方形或圆形座上,座侧有穿孔,从形制上看它们应该是一种杖首.一号祭祀坑还出土一件巨形"铜龙柱形器",在通高41厘米,上端直径9厘米的铜柱上爬有一羊头龙身的龙,铜柱下端有钉孔两三个,可见该物是套在木柱上的,故有学者称其为"羊首龙柱".但从整体来看,这也是一件硕大的杖.〔4〕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时代在殷商时期,金沙遗址的时代在殷末周初,故三星堆和金沙的杖是目前在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杖.

第二个区域是位于川西南的盐源盆地.盐源出土有长杖,短杖和杖首,且有一定数量,质地皆为青铜.盐源的长杖皆由若干同一直径的圆管联接而成,连接方式有二,一是在每节圆管内纳入一木棍,用以与上节圆管相连.从盐源出土的一件九节鱼纹立鸡首铜杖上,可以观察到这类铜杖的全貌.该杖由九节直径相同的圆管组成,每节的长度在35—39厘米之间,管与管之间用木棍相联接.杖首一节顶端为一圆盘,圆盘上立一巨喙高冠翘尾的雄鸡,圆盘正面饰一圈圆圈纹,再外饰一周云雷纹,圆盘背面有四个半月形镂孔,圆盘四缘各有一钮,钮上挂一圆牌形挂饰,杖的最下面一节是长圆锥形的镦,杖身满饰阴刻的小鱼纹.杖通长1348厘米,径14厘米,杖首圆盘直径50厘米.〔5〕另一种则采用了在圆管与圆管结合处用铜皮包裹的联结方式.

盐源也出土短杖.在盐源盆地出土了一种呈片状的青铜枝形器,整体的形状作一向两侧分枝的树形,枝端 站立一人,两侧分枝的顶端各立一马(或虎,羊),马头向相,作对称形.立人的腰间斜配了一件棍形器,因枝形器图案较为简略,是剑,是刀,是杖较难分辨.然若仔细观察,此物无格无首(而盐源出土的剑都是有首有格的山字格剑),再结合金沙青铜小立人腰间斜配短杖的现象比较分析,此物也应是一种短杖.〔6〕

盐源出土的铜杖首,下端为銎,用以纳入木质杖身.一件杖的上端作竹节状,顶端焊接有三女背水人物造型,十分生动.另一类杖首则铸成双马,联星和立鸟联星几种造型,杖首一般长15—25厘米.〔7〕

盐源盆地的杖皆为征集所得,具体时代不明.但从器形特征及与周边地区的杖相比较,并结合盐源发掘出土的其它文物分析,其时代应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第三个区域是滇中的滇池湖滨地区.该地区出土的杖数量较多,也有长杖,短杖与杖首,质地分铜,木,藤三种,其中铜质者居多.根据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该区域具体出土杖的地点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呈贡天子庙等处.

第一类是整体的长杖.江川李家山22号墓出土1件铜杖,杖身为铜制,通长125,直径18厘米,杖头铜饰为一跪坐女俑.23号墓也出土了1件长杖,形制与22号墓所出者相同,但发掘报告未注明其尺寸.〔8〕

长杖中有铜首木身的杖,昆明羊甫头113号墓出土的一件杖,该杖的杖首为铜质,作跪坐在铜鼓面上的侍女形象,杖身为木质,残长38厘米.〔9〕

滇池地区也有短杖.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鼎的足上刻有一巫师形象.该巫师头戴羽冠,身着铠甲,右手握一杖于胸前,杖首作分叉状,根据杖与人的比例,该杖的长度应在50厘米左右.〔10〕另外,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中出土的一件上刻图画文字的长方形铜片上也刻绘有一短杖图象,杖身刻有三个人头,与三星堆金杖有略同的风格.〔11〕

滇池地区出土的铜杖首很多,据张增祺先生介绍,"仅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就不下50件.其中既有铜鸡和铜鸟,也有牛,鹿,兔,鹰,鸳鸯和孔雀等.下端均有圆形銎,銎侧有穿孔,出土时銎内多残留木杖痕迹.因原木杖已朽坏,难以确定其长度."〔12〕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也出土了铜杖首.滇中地区出土的杖首形制上最大的特征是,杖的上端皆作铜鼓形,鼓面上再焊铸接立体的人,鸟,鱼,兽造形.〔13〕

滇池地区还出土过木杖首,昆明羊甫头113号墓就出土了7件,杖首被雕刻为貘,狸,兔等动物造型.〔14〕

藤杖数量甚少,只羊甫头113号墓出土了一件.〔15〕

另外在元江县洼垤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曾采集到1件顶端呈铜鼓形的杖首,虽然此处已属滇南的红河流域,但根据其出土器物可将其划入滇文化区,这是目前在西南地区发现杖最南的一个点.〔16〕

滇池湖滨地区为古滇国的中心区,发掘的大量滇墓基本上都是战国至西汉时的遗存,故发现于这些墓葬中的铜杖及杖首也应是同时代物.

第四个区域是滇西地区,该区域出土杖的地点有祥云县的大波那,检村,红土坡,弥渡县的苴力,宾川县的夕照寺村,巍山三鹤村等处.出土有长杖与铜杖首.

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长杖1件,"据说原置于棺内,空心圆杆,上粗下细,杖头另铸二豹相抱之状,纳入杖心,可以拔脱.通长125,径13厘米".〔17〕

该区域出土的杖首较多,如祥云检村3号墓出土了4件,〔18〕弥渡苴力出土了三3件,〔19〕宾川夕照寺村一次便采集了29件.〔20〕滇西地区的杖首多作鸟形,有雄鸡,雀,三鹤,双鸠,鸳鸯等.〔21〕巍山马鞍山三鹤乡出土了一件铜杖首,作编发女性造型,同出的还有山字格剑,曲刃矛,编钟,杯,牛等.〔22〕滇西地区铜杖的上端多作竹节形,与盐源的三女背水杖同.墓葬的时代基本在战国时期.

第五个是滇西北的金沙江上游地区,德钦石底出土了2件,一件作鹿头形,另一件作鹫鹰形,〔23〕在德钦纳古还发现马头造型杖首1件.〔24〕滇西北地区的杖都出土于石棺葬中,而这一地区的石棺葬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遗存.

二,西南地区杖的使用者及其社会身份

西南地区出土的杖,虽然很有特点,也有一定数量,但与戈,矛,剑,钺等青铜兵器和种类多样的装饰品相比,杖的占的比例就很小,这反过来证明使用杖的人群只是少数,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呈贡天子庙共发掘墓葬84座,只有一座墓出土了1件铜杖首,〔25〕李家山发掘墓葬86座,出土杖的只有10座墓,〔26〕〔27〕羊甫头发掘滇文化墓810座,只有2座出土了杖(羊甫头被盗严重,不排除被盗墓中有杖随葬,但从总体上看,出土杖的墓葬只是少数),〔28〕而西南地区的各类墓葬基本上都随葬有大量的兵器和装饰品.

那么哪些人群是杖的使用者呢在文物上可观察到的用杖人物的形象最为直观,这类文物目前发现六例.

第一例是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小立人通高196厘米,身着短袍,头戴一道帽沿饰有十三道芒饰的帽圈,脑后垂辫发三股,腰间系带,正面腰带上斜插短杖.双臂上下前伸,左臂屈肘于胸前,右臂上举至颈下,两只手指尖相扣,双拳中空.〔29〕其站立的姿势,特别是双手的姿势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完全相同,表明两者具有同一身份.关于三星堆大立人的身份学术界基本上认为是同时具有王者和大巫师身份,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的某代蜀王的形象,则金沙青铜小立人也应是某代蜀王的形象.

第二例是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神坛上的四位持杖立人.立人手持异型长杖,头顶神山,山上矗立盝顶神殿,足踏由神兽托负的大地.〔30〕根据三星堆文物所反映的古蜀宗教文化分析,这四位立人应该是四位具有支撑天地神通的神巫.

第三例是盐源盆地出土的一种青铜人马纹枝形器上的持杖人形象.该器物整体呈树形,树端立有一人双马,人双手上举执马缰,该人腰间斜插一杖形物.这种枝形器表现的是一棵通天的神树,也是人神相通的天梯,树端之人即是能够登天沟通天地人神的巫师.〔31〕枝形器上的立人将杖斜插在腰间的方式与金沙的小铜立人极为相似,两者的身份也应有相同之处.

第四例是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一件铜鼎的鼎足上刻绘的一位巫师的形象,巫师头戴羽冠,身着铠甲,右手握一杖于胸前,杖首作分叉状.〔32〕这种着装的巫师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出现,只是手持的是弓而非杖.

第五例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跪坐女俑,双手持杖,置于铜鼓上面,高43厘米.长发挽一银锭式髻,垂于脑后,耳上戴大圆环,身着对襟长衣."此俑之面貌服饰,与上两器(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两件四耳器)中的'奴隶主'完全相似."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墓主人的形象.〔33〕

第六例是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一件"纳贡"贮贝器上一组四人群塑,冯汉骥先生先生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与研究,并对他们的族属作了初步推论:"前首二人皆挽长形髻直贴于脑后,头顶髻上叠带为饰,并以窄带系于颌下.第一人短须,着短窄称身之衣,窄袖长过手,窄裤长至足背.衣上有半圆形纹饰,裤上饰斜方块纹.右手持杖(杖以失去),左带长剑,剑以带负于右肩.第二人须长过腹,服装于前一人,惟上衣饰斜方格纹,裤饰半圆形纹,亦佩长剑持杖.此二人应为酋长或邑君之类等他们在当时可能是云南西北的游牧民族之一."〔34〕张增祺先生认为他们应该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嶲人","嶲人原非云南土着居民,而是欧亚草原和斯基泰民族血缘关系密切的"塞人".塞是斯基泰的短读音,嶲是塞的音译".〔35〕综述之,持杖之人为嶲人的酋长或邑君.

同时,由于西南地区的杖大多为发掘出土,通过出土杖的墓葬和相关遗物遗迹的分析比较,也可以对杖的使用者及其身份作一分析.特别是随葬有杖的滇墓大多保存得较为完整,对于确定墓主(也是持杖人)的社会身份很有帮助.

以下对见于报告的西南地区出土杖或杖首的墓葬列表作一分析.

西南地区出土杖的墓葬之规模及伴出器物一览表墓葬

名称墓葬规格

(米)出土器物杖及杖首青铜器陶铁漆器其它呈贡天子庙41号墓长63,宽4,深4米女俑杖首1戈29,矛62,剑18,匕首1,啄4,斧19,钺2,戚2,镞9,叉2,锤2,鐏2,凿4,盔甲片1000余,犁2,锄2,镰2,凿7,削10,卷刃器1,工字形器1,卷经轴1,梭口刀1,长方形器1,勺5,枕3,釜1,鼎1,筩3,鼓1,铃1,各式扣饰24,镯及其它饰件数十件陶器:鼎1,尊2,直口罐2,纺轮1玉镯4,耳环31,管200余,扣18,钉形器17,塞形器20,坠形器2,尊形器5,算珠形管55,圆柱形管85,珠650余,石坠2,绿松石珠数以万计,海贝1500多枚江川李家山17号墓长378,宽17,深51米杖首1鹿1,卷经杆1,弓形器1,工字形器1,梭口刀1,钺形器1,刷形器1,长方形铜片1,纺轮1,针线筒1,勺1,壶2,尊1,杯1,枕1,伞盖1,贮贝器1,鼓2,喇叭形器1,牛1,牛角4,管形器1,筒形器1,镯7玉镯10,玉耳环14,玉标首1,玉管多件,石杯1,玛瑙管扣珠多件,绿松石珠和海贝多件江川李家山18号墓长32,宽16,深256米杖首1削1,鱼钩2,工字形器1,纺轮2,针线盒1,针线筒1,绕线板1,勺1,壶1,伞盖1,贮贝器1,匕首2,镯多件,牛1,牛头2玉镯6,玉耳环4,玉标首1,玉管多件,木纺轮2,竹针3,绿松石珠多件,海贝多件,玛瑙扣珠管多件江川李家山22号墓长41,宽247,深322米杖1牛1,筒形器1,削2,卷经杆4,弓形器1,工字形器1,刷形器1,纺轮1,针线筒1,绕线板2,针6,勺2,壶1,尊2,杯1,伞盖1,枕1,贮贝器1,匕首2,镯3玉镯7,玉耳环9,玉标首1,玉管多件,石杯1,石纺轮1,残铅器1,玛瑙扣珠管多件,木绕线板1,海贝绿松石珠多件江山李家山23号墓长435,宽199,深37米杖1杖首1,剑1,削3,卷经杆4,弓形器1,工字形器1,刷形器1,纺轮1,针线盒1,针线筒1,绕线板2,针8,杯1,伞盖2,枕1,匕首2,鼓2,镯9,喇叭形器1,牛3,牛角4,盖弓帽,管形器玉镯19,玉耳环9,玉标首1,石杯1,玉管多件,玛瑙扣珠管多件,海贝绿松石珠多件江川李家山24号墓长426,宽263,深27米杖首2杖首2,戈7,钺2,矛34,戚4,啄4,鐏7,斧4,狼牙棒2,剑47,镞84,镞形器10,箭箙1,颈甲1,臂甲1,背甲2,腿甲2,甲片多件,削22,凿3,刷形器1,针线盒1,锥2,勺1,壶1,杯1,枕1,案1,盒1,伞盖1,鼓4,笙2,圆形扣饰10,长方形扣饰4,浮雕扣饰4,喇叭形器2,卷刃器1,镐形器1,鱼形器1,镂空锤1,牛1,牛角2,铜片玉镯7,玉耳环12,石杯1,玉管多件,石坠4,玛瑙扣珠管多件,海贝多件江川李家山49号墓长29,宽174,深16米杖首1锄1,镦1,孔雀形镇1,镜2,钏13,熏炉1,锥形器1,勺形器1铁刀1漆奁银扣1,金珠10,玉玦2,管3,玛瑙珠14,琥珀珠1,水晶珠4,绿松石管,珠7,琉璃珠14,铜饰江川李家山51号墓长43,宽32,深37米杖首2锄5,铲1,斧8,锛2,凿1,卷刃器2,削2,戈12,矛10,殳2,钺6,叉2,啄1,戚1,棒3,剑21,鞘饰4,弩机1,箙1,镞6,鞢1,盾饰9,甲片11,镖1,鐏16,扣饰37,凹字形牌饰5,牛头4,鹿头2,执伞俑2,伞盖1,鼓1,贮贝器1,网状器1,编钟6,鱼2,三通4,节约4,策6,辔饰29,铃4,泡92,盖弓帽14,釜3,盘1,镜1,罐1,勺形器1,锥形器1,带钩1,神兽片饰2,贝形饰36,椁钉14,圆筒形器1,钺形器1,球形器1铁器,斧7,凿4,卷刃器4,刀8,矛8,戟1,剑21,镞8,鞭2,衔1,陶壶11,漆器1金鞘饰9,镖1,簪4,钏2,指环4,腰带饰1,夹5,葫芦形饰1,框形饰23,圆片挂饰48,卷边长方形饰150,泡106,珠739,联珠条形饰148,神兽片饰4,花形饰66,管状饰1,玉镯18,玦70,牙形饰53,坠3,标首5,鞢1,璏1,珌1,玛瑙琉璃绿松石饰品若干,金,银饰7,蚌泡2,海贝江川李家山69号墓长466,宽51,深358米杖首12锄7,铲2,斧6,卷刃器4,戈2,矛4,钺2,剑2,鐏14,牛头5,鼓3,鼓形器座1,贮贝器3,执伞俑2,钏36,釜1,炉1,镜1,盒1,壶2,泡头形饰2,匜2,卮2,圆片形器3,椁钉14,椁泡钉饰59铁器:刀7,锸2,矛3

陶器:壶2,杯1

漆器:漆盒1漆器1金器:鞘饰13,钏52,心形片饰7鼓形饰1,葫芦形饰1,卷边长方形饰90,泡4,珠559,神兽片饰6,花形饰59,玉镯24,玦104,牙形饰77,坠2,纺轮3,蚀花石髓珠1,琉璃玛瑙绿松石饰品若干,石甲虫1,海贝,铜饰江川李家山82号墓长28,宽11,深03米杖首1斧2,矛2,剑1,鐏1,扣饰4,钏8铁器:刀1,矛1,剑1玉玦2,玛瑙扣10,珠71,管62,琥珀珠1,蚀花石髓珠1,绿松石扣7,珠19,小珠1晋宁石寨山1号墓长334,宽272米铜俑杖首6鼓2,四耳器3,女俑1,牛头5,壶1,杯2,镜3,犁1,铲1,斧2,铃15,钉17,条片形器4铜柄铁剑1

陶器:纺轮5,盂1金器:圈30,珠1包,扁葫芦形坠子14,钏2,夹1,纽扣68,梅花形饰6,压花簪形残片5,石环9,石耳环1包,玛瑙琉璃绿松石饰品若干晋宁石寨山71号墓长39,宽285,深189-214米鱼形杖首2贮贝器2,俑1,牛头1.犁,锄,斧,削,凿,锯等10余件.戈,矛,剑,钺,啄,戚,叉,锤,狼牙棒,弩,镞,箙等70-80件.扣饰10余件,马饰10余件铜铁合制剑,矛10余件,铁刀等铁器4件金器:鞘3,圆形,方形,兽形,葫芦形金饰若干.玉环,镯,耳环,管,珠数十件昆明羊甫头113号墓长504,宽424,深350米人形杖首杖1,鱼形杖首2,藤杖1剑7,剑鞘6,戈45,啄16,戚9,钺9,斧13,箙1,镞150余,盔1,臂甲1,甲片若干,狼牙棒2,仪仗器5,削13,凿17,锛21,卷刃器4,斤5,锄6,锸5,长镰1,鱼尾形器1,锤1,爪镰1,耙1,锥5,杯1,勺2,夹1,罐1,釜7,鼎4,葫芦笙1,萧1,杂件若干漆木器:木杖首7,箙,木祖,壶,豆,杯,勺,纺织工俑,孔雀,牛等

陶器:釜5,罐4,尊8,盒3,豆2,器盖3玉镯,玉玦,玉牙形饰,石坠,玉石玛瑙绿松石饰品若干昆明羊甫头30号墓长47,宽3,残深154米人形杖首1矛1,剑3,斧2,削2,釜2,鼓1,贮贝器1,枕1,爪镰1,镯3,锸1,锄1陶器:豆2,盒1,纺轮2

藤杖1玉镯,玉管,玉牙形饰,玛瑙珠及绿松石珠若干祥云大波那铜棺墓长75,宽255,深4米双豹杖1巨形铜棺1,锄8,锛1,刀状器2,矛3,剑2,啄4,钺3,鐏2,尊2,杯2,勺2,豆2,釜1,匕5,箸3,鼓1,葫芦笙2,钟1,房屋模型2,牛4,马2,羊2,猪2,狗2,鸡3,铃1陶罐,陶豆约5件镂空器2,圆牌饰3,空心器1,螺形饰物2,卅字形及十字形器3,圆环25祥云检村3号墓长21,宽065,深14米鸡形杖首4锄2,钺1,铃1,刀2,镯2,廿字形器2,针1陶豆2(上表内容分别采自《呈贡天子庙滇墓》,《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昆明羊甫头墓地》,《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等考古发掘报告)根据上表,可见西南地区的杖基本上出土于等级很高,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中,这些出土了杖的墓葬中基本都伴出有铜鼓,贮贝器,铜枕,铜案,铜棺,珠襦,金器和玉器等代表墓主高贵身份的礼器和珍宝.而大量的小型墓葬不但墓葬的规模小,出土器物少,其中皆未发现用杖作随葬品的现象.由此,墓葬发掘表明,杖的使用者是一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并拥有很高社会身份的部落上层人物.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材料分析,杖的所有者应为国王,部落酋长,邑君,巫师人等.而在上古时期,他们的身份往往是重合的,部落和古国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常常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中,部落首领或者国王同时又具有大巫师的身份,如三星堆所反映的古蜀国就是如此.这在世界民族学资料中也是常见的现象,此乃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三,西南地区的用杖民族

西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仅见于文献记载的民族就有蜀,巴,滇,邛,笮,冉,駹,夜郎,昆明,巂,徙等,他们是否都有用杖习俗,需作进一步分析.

纵观整个西南地区,杖的分布带有一定规律性,铜杖的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川西的成都平原,川西南的盐源盆地,滇西,滇西北和滇中的滇池湖滨一带,在其它同样有青铜文化分布的地区,如川东,大凉山东部,滇东,滇东北和黔西北则没有发现铜杖出土,由此可以结合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进一步探索当时西南地区的用杖民族.

成都平原为古蜀之中心地区,三星堆与金沙乃古蜀国重要的遗址,这是毫无疑问的,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杖证明古蜀人曾有用杖的习俗,盐源古称定笮,战国至西汉时期是西南地区一支重要民族—笮人活动的中心区域,〔36〕盐源出土的青铜器应是笮人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杖和杖首具有一定数量,表明笮人也是用杖民族,晋宁石寨山墓葬出土了"滇王"金印,确切地证明以石寨山墓葬为代表的滇中众多同类墓葬都是古滇国的文化遗存,滇墓中出土的杖反映出滇人也有用杖习俗,此外,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指滇)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一段记载,滇西和滇西北是嶲人和昆明人的主要分布区,滇西与滇西北出土的杖当与这两支民族有关.巍山出土的铜杖首上之人物的发形作编发式样,与文献所载昆明人编发习俗相吻合,石寨山青铜器上的持杖人则为嶲人形象(已见前述).另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些探讨.邛与笮同为西南地区的大族,邛又与笮相邻,古代文献也经常将其"邛笮"并称.近年的考古发现也表明,邛人的文化遗存——安宁河谷的大石墓与笮人的文化遗存——盐源盆地的古墓葬在文化内涵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笮人是用杖民族,邛人是否也会是用杖民族呢笔者认为可以从"邛竹杖"的名称入手,作进一步的推想.一般认为,邛竹杖因其产于邛崃山脉而得名,与蜀布产于蜀地而得名相同.但蜀布同时还有蜀人生产之布的含义,同理,邛竹杖也可有邛人所用之杖的含义,所以笔者推测,邛人也应是用杖民族.

所以,根据以上线索,西南地区使用杖的民族有蜀,笮,滇,嶲,昆明,邛诸种,巴,冉,駹,夜郎等则不在其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蜀与西南民族中的笮,滇,嶲,昆明,邛诸种关系比较密切.

四,西南地区用杖民族社会结构与用杖习俗的关系

但蜀与滇,笮,巂,昆明等民族的杖在数量上却有着很大差异,前者少而后者多,所以有学者对后者的杖是否是权杖表示了疑问.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蜀,滇,笮,巂,昆明等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学术界根据对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的遗址面积,大量建筑遗迹和出土文物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认为古蜀国已经是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这是一个神权和政权结合的国家,拥有了固定的疆域,出现了权力中心,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已经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三星堆和金沙出现的大量祭祀遗迹说明宗教是古蜀国用来维系其政权的主要手段,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三星堆文物反映出来的古蜀神系(神的世界不过是人的世界在人们宗教意识中的反映)完整地折射出古蜀国的这种社会结构.〔37〕由于最高宗教和世俗权力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代表最高权力的杖也只能是一两件.

而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地区的民族则处在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的社会可分为有族称的最大的"君长",无族称的以什数的"君长"和"毋君长"三类.属于最大的"君长"的民族有夜郎,滇,邛都,徙,笮都,冉駹,白马等.无"君长"的民族则有嶲,昆明等,但考古资料证明,嶲和昆明还是拥有一定的社会组织的.上述石寨山贮贝器上的人物表明嶲人已经有部落首领(即邑君),贮贝器上的昆明与滇发生战争的场面,也说明昆明族并非一群无组织之徒,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部落首领.可能是因为嶲和昆明的社会发展水平低于滇,笮等,还没有形成部落联盟或酋邦,故被司马迁划入"无君长"一类民族中.考古发掘还发现,在"西南夷"地区与夜郎,滇,邛都等文化共存的还有许多不见于记载的小区域文化,它们分别以青衣江上游的宝兴汉塔山的积石墓群,陇东的石棺葬群,金沙江中游支流城河流域的粪箕湾土坑墓群,大凉山腹地的石板墓群等为代表.这些文化都具有独特的区域性风格,它们极可能就是其它司马迁未能记录下名称的"以什数"的"君长"的民族的文化遗存.

即便是那些拥有最大的"君长"的民族,也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如邛都就有七部,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羊甫头等滇文化墓葬群的等级相埓,说明滇也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所谓滇国其实是由若干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夜郎也有众多"小邑".由于是部落联盟,所以在其内部也还存在众多的部落首领.

而宝兴汉塔山墓群,会理粪箕湾墓群等则反映了当时还存在着数量更多的"以什数"的部落,每个部落也有部落首领.这种社会结构导致了"西南夷"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君长"的存在,多"君长"也就导致了杖的数量增多.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除蜀之外的西南其它用杖民族因社会结构低于古蜀,其宗教也未形成象古蜀宗教一样的森严等级,所以在他们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低级巫师,且数量不在少数,如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刻绘有一组三个手持法器的女巫等,数量较多的低级巫师的存在也导致了杖的数量增多.

五,蜀杖习俗南传的文化背景及南传路线

为了便于以下的讨论,下文将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杖称为"蜀"杖,西南其它地区出土的杖称为"西南夷"杖.

在三星堆和金沙时代,西南其它地区的文化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阶段,主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西昌的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宾川白羊村遗址,永平新光遗址,永仁菜园子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过杖的任何痕迹,说明在这些地区,杖并不是从本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发现的"蜀杖"皆为商周时物,是西南地区年代最早的杖,而"西南夷"杖则出现在春秋战国至西汉之间,与"蜀"杖在年代上相差了一千年.如果我们假设"西南夷"杖是受"蜀杖"影响而产生的,则必须对这个长达一千年的缺环作出合理的解释.

其实三星堆与金沙并不是"横空出世"又兀然消失的文化,以它们为代表的蜀文化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晚期.根据文献记载,蜀是有数千年延续不断历史的古国.《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又据《蜀王本记》和《华阳国志》,古蜀国历经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朝,开明氏传十二世,至公元前三一六年才为秦所灭.除早期历史带有传说色彩不可确考外,杜宇,开明之朝可视为信史.与之相对应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古蜀的历史至少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战国晚期,有学者将其考古学年代序列排列如下:宝墩文化(含三星堆一期)距今约4800—4000年——三星堆文化(三星堆二,三期)距今约4000—3200年——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十二桥,新一村遗址,金沙遗址)距今约3200—2600年——晚期巴蜀文化(成都商业街船棺,新都马家乡船棺,涪陵小田溪墓葬等)约公元前600年左右—公元前316年.〔38〕古蜀国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决定了"蜀杖"只可能发现于三星堆与金沙这类蜀的都城遗址中,而自金沙之后,无论是从文献或考古资料都没有发现在春秋战国期间古蜀国的国体或文化面貌发生过重大变化的痕迹,所以春秋战国时的蜀应该还有都城存在,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而已(成都商业街古蜀宗庙性质的大型船棺葬群的出现已隐约透露出春秋战国时期蜀之都城的信息).如此,起源甚早的蜀文化延续到战国晚期便与"西南夷"的滇,笮,昆明,嶲等文化同时同囿,相互之间发生文化联系便不是不可思议之事了.已经有文物能证明蜀文化确曾向南传播,如蜀式三角援青铜戈,直銎铜钺,双弓形耳铜矛,有领铜镯和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大石崇拜等,杖只是其中之一.〔39〕

笔者认为,西南地区的其它民族的用杖习俗是受古蜀国用杖习俗的影响.用杖习俗是古蜀宗教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蜀杖"是古蜀政治宗教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凡接受其宗教者影响者必然会接受这种形式."我国西南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古代的西南要建立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或政体,必然要面对多民族这个问题.而要长期稳定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强有力的精神工具.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虽然戴着相同的面具,却有着不同的发饰与冠饰,表明他们是一些信奉同一宗教的不同民族,至少反映出当时的西南诸民族的上层在形式上是接受了蜀的宗教的".〔40〕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古蜀宗教的重要形式——用杖习俗,也就一并被他们所接受了.

但蜀文化在南传过程中,会受到接受当地文化的反作用,反映在杖上,即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杖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蜀杖"上的人物动物造型充满神秘气氛.而"西南夷"杖杖端上的人物,动物造型都十分写实,凡人物都充满生活情趣,动物皆栩栩如生,与"蜀杖"的风格迥异.如盐源出土的三女背水杖首,杖端铸三位少女,少女们头戴尖顶小帽,身着齐膝筒裙,背负水罐,水罐的背带勒在额部,相向而歌,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滇中和滇西,滇西北的杖上的动物都是现实世界中常见之物,并被铸造得神态逼真,与当地青铜器属于同一风格.说明这些民族不单是接受了蜀的用杖习俗,而且已经使其成为了自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对"蜀杖"简单的模仿了.

需要指出的是"西南夷"可能并不全受"蜀杖"的影响,滇西北的鹿头杖首和马头杖首与鄂尔多斯草原的青铜杖首更为接近,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直接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蜀杖"的南传路线与"蜀戈"的南传路线基本重合,〔41〕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从川西南,滇西北,再到滇西,滇中是蜀文化南传的主要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着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零关道"和"博南道".

六欧亚文化板块和对西南地区杖的源头的臆测

李学勤先生提出,研究中国文化不能把眼界只局限在中国本土范围内,应该将中国文化放在欧亚文化板块的大背景上去观察,去思考,去研究.近年来许多考古学发现也证明了李学勤先生的论断的正确性,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她与世界其它的古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2〕

关于古蜀及西南地区杖的源头,段渝已经注意到它与中亚,西亚及埃及古代文化的关系.〔43〕张曦在《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一文中,对西亚,埃及的杖也作了一些描述.〔44〕虽然在这遥远的路途中还存在许多考古学的缺环,但两者之间的杖在考古器型学和文化学上的联系却很自然地会令人做此联想,并不得不考虑它们之间的联系.

略作梳理,最能表现出西亚,埃及和中国西南三大区域的杖在考古器型学和文化学上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都存在将杖作为权利的象征物,即使用权杖的习俗.如着名的古巴比仑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就刻有太阳神授与汉谟拉比权杖的场面,古埃及的法老雕刻石像则多表现为手握权杖的形象,且有若干杖的实物出土,而中国西南地区的杖有权杖的功能已见前述.

二,杖均分为长杖与短杖.蜀,笮,滇之杖皆有长短之分,埃及的杖也分为长短两种.而且从两地出土的杖的实物和文物上表现的杖的形象观察,两地的长短杖在长短尺寸和直径上也较为一致.

三,都有将杖首做整体的人物造型的风格.盐源有三女背水杖首,巍山有辫发女俑杖首,江川李家山有跪坐女俑杖首,晋宁石寨山有立姿男俑杖首等等,相似的是埃及也有立体的整体人物造型的杖首.

四,兽头形杖首也是比较接近的现象之一.德钦石底出土的鹿头杖首,德钦纳古出土的马头杖首,和在伊拉克乌尔出土的欧贝德文化石质羊头杖首,风格比较接近.

五,在权杖上刻绘图案是古代近东权杖的显着特征之一.古蜀与西南地区的杖也有这种风格.如三星堆金杖的杖身上镌刻有鱼纹与人面纹,盐源鸡杖的杖身上镌刻有鱼纹,石寨山滇文化短杖上也镌刻有人面纹,风格较为一致.

六,除有铜杖,木杖外,都出现了金杖.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金杖,埃及也出土过金杖.〔45〕

杖及与杖有关的若干文化因素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西南地区集中出现,隐约透露出了三地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联系.而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杖在时代上要早于中国西南地区,前者的杖的很可能是后者杖的源头.由于目前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考古材料了解不多,要说明与解释这一文化现象目前还存在许多考古学上的缺环,尚需作更大的努力和更深入的研究,在此姑且作一问题提出,以待智者.

(本文插图为王楠同志绘制,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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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试探》,《考古》1961年9期.

〔35〕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36〕刘弘:《笮人觅踪—初析"笮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国西南文化研究》总第10期2006年.

〔37〕〔40〕刘弘:《蜀巫与滇巫》,《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2期.

〔38〕赵殿增:《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的新进展》,《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39〕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4期.

〔41〕刘弘:《论蜀式戈的南传》,《四川文物》2007年5期.

〔42〕李学勤先生2007年4月28日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43〕段渝:《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44〕张曦:《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四川文物》2016年1期.

〔45〕有关埃及的杖的情况,为2007年8月笔者赴埃及在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考察所见.

论茂县城关石棺葬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本课题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1JAZJD780004.

〔作者简介〕罗二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罗二虎〔摘 要〕该文对岷江上游茂县城关墓地石棺葬的随葬品进行深入的类型学分析基础上,将这一墓地的石棺葬分为3期7段.并认为这3期的年代分别是春秋时期至战国中期前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前段,西汉中晚期.

〔关 键 词〕城关墓地,石棺葬,分期,年代

岷江上游地区不但是川滇青藏民族走廊地区石棺葬发现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发现石棺葬分布最为密集,数量最多的地区.因此,如果要对川滇青藏民族走廊地区的石棺葬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岷江上游地区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地区,而其中四川茂县的城关石棺葬墓地是这一地区已经发表的材料中最为典型,最重要的墓地之一.

一,发现与研究回顾

1978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茂县城关墓地清理了46座石棺墓〔1〕.该墓地坐落在岷江东岸的台地上.这个台地是茂县境内岷江沿岸最大的台地.该墓地规模极大,整个墓地的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是我们目前所知西南地区最大的石棺葬墓地之一.

在已清理的46座墓中,均为石棺墓,分为A,B,C,D等4个墓区.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相互间无叠压打破关系.原报告将这46座墓分为3期9组,认为其年代从春秋战国之际一直延续到西汉末东汉初年.关于这三期的划分,报告编写者明确指出是代表年代上的差异.9组的划分,编写者没有指出是否是代表年代学上的早晚差异.

此后,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西南地区的石棺葬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该墓地的分期或年代问题,例如,沈仲常,李复华认为其年代为战国末年至东汉初年〔2〕〔3〕.李复华,李绍明认为该墓地石棺葬可分为两期,年代分别为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4〕.徐学书认为可以分为两期,年代分别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武帝行五铢钱之前,西汉中期〔5〕.罗开玉则基本沿用原报告的观点〔6〕.谢辉,江章华将这批墓葬分为4组,年代从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7〕.陈祖军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二期三段,年代大体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时期〔8〕.

总之,关于这批石棺葬的分期与年代,目前为止各家仍然是意见纷纭,笔者认为有再探讨的必要.从原则上讲,笔者也认为该墓地的46座石棺葬应该进行分期,但在具体的分析方法和分期以及各墓的期别归属方面与前人的意见不同.因此,本文拟就茂县城关墓地石棺葬的分期和年代等问题进行再讨论.

二,随葬品分析

由于这批墓葬彼此之间都不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因此本文的讨论重点便放在类型学研究上,分析从对以陶器为主的随葬品开始,希望通过类型学分析,来确定随葬品尤其是陶器群的发展演变关系.

这批墓葬出土大量随葬品,陶器更是形式多样,原报告将这些陶器分为:双耳罐8式,单耳罐5式,罐16式,圜底罐3式,釜4式,钵4式,豆4式.已有学者指出,这些陶器的不同式别主要表示形态上的差异,而非器物的演化趋势,能大致反映器物演化趋势的仅有双耳罐〔9〕.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但也认为双耳罐是这批墓葬年代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一类陶器.因此,本文的分析就从双耳罐开始.

笔者认为原报告对双耳罐划分法并非完全体现了双耳罐的年代先后演化关系.因此,笔者根据造型特征重新将这些双耳罐分为圆口双耳罐,椭圆口双耳罐,菱口双耳罐等三型,在各型中又都可再细分为圆腹和折腹2式,并将圆腹定为Ⅰ式,微折腹定为Ⅱ式.原报告定的Ⅴ式双耳罐是一种特殊的形制,所以可将这种特殊双耳罐视为异型菱口双耳罐.这样我们可以将原报告的8式双耳罐重新划分如下:

原Ⅰ式双耳罐Ⅰ式圆口双耳罐,

原Ⅱ式双耳罐Ⅱ式圆口双耳罐,

原Ⅲ式双耳罐Ⅰ式椭圆口双耳罐,

原Ⅳ式双耳罐Ⅱ式椭圆口双耳罐,

原Ⅴ式双耳罐异型菱口双耳罐,

原Ⅵ,Ⅶ式双耳罐Ⅰ式菱口双耳罐,

原Ⅷ式双耳罐Ⅱ式菱口双耳罐,

由于原报告对多数陶器的型式划分并未反映陶器自身的纵向发展演变关系,因此根据原报告的文字描述和器物附图,对原报告陶器的名称和型式特做如下调整:

原Ⅰ式单耳罐小单耳罐,原Ⅱ式单耳罐大口单耳杯,

原Ⅲ式单耳罐曲腹单耳杯,原Ⅳ式单耳罐直壁单耳杯,

原Ⅴ式单耳罐带流大单耳罐,原Ⅰ式罐卷沿小罐,

原Ⅱ式罐大口耸肩小罐,原Ⅲ式罐高领鼓腹罐,

原Ⅳ式罐侈口斜肩瓮,原Ⅴ式罐侈口溜肩瓮,

原Ⅵ式罐大口溜肩瓮,原Ⅶ式罐大口直领瓮,

原Ⅷ式罐直领折肩罐,原Ⅸ式罐,Ⅹ式罐,Ⅺ式罐高领折沿罐,

原Ⅻ式罐尖唇直领罐,原ⅩⅢ式罐卷沿扁腹罐,

原ⅩⅣ式罐敛口溜肩罐,原ⅩⅤ式罐高领直口罐,

原Ⅰ式圜底罐Ⅱ式圜底罐(圆腹),原Ⅱ式圜底罐Ⅰ式圜底罐(扁圆腹),

原Ⅲ式圜底罐浅腹釜,原Ⅰ式釜Ⅰ式双耳釜,

原Ⅱ式釜Ⅱ式双耳釜,原Ⅲ式釜大口垂腹釜,

原Ⅳ式釜小口垂腹釜,原Ⅰ式钵尖底钵,

原Ⅱ式钵圈足钵,原Ⅲ式钵折腹钵,

原Ⅳ式钵弧腹钵,原Ⅲ式豆斜腹豆,

原Ⅳ式豆直腹豆.

下面,我们先对双耳罐的组合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原报告中的墓葬登记表可知,双耳罐在墓葬中出现有以下11种组合情况:

Ⅰ式圆口双耳罐6组(DM4,DM11,DM12,DM13,DM15,必M1),

Ⅱ式圆口双耳罐1组(DM6),

Ⅰ式圆口双耳罐与Ⅰ式菱口双耳罐1组(CM8),

Ⅱ式圆口双耳罐与Ⅰ式菱口双耳罐6组(AM3,AM6,AM8,AM9,AM11,BM9),

Ⅱ式圆口双耳罐与Ⅱ式椭圆口双耳罐1组(AM1),

Ⅰ式椭圆口双耳罐与Ⅰ式菱口双耳罐1组(BM6),

Ⅱ式椭圆口双耳罐1组(CM6),

异型菱口双耳罐1组(CM1),

Ⅰ式菱口双耳罐5组(AM5,AM7,BM1,BM10,CM2,),

Ⅰ式菱口双耳罐与Ⅱ式菱口双耳罐2组(AM2,BM7),

Ⅱ式菱口双耳罐4组(BM5,CM3,CM5,CM7),

在以上这11种组合关系中,出现次数最多,最主要的双耳罐组合关系有以下4组:

C组Ⅰ式圆口双耳罐,

D组Ⅱ式圆口双耳罐,Ⅰ式菱口双耳罐,

E组Ⅰ式菱口双耳罐,

F组Ⅱ式菱口双耳罐,

根据对以上的组合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Ⅰ式圆口双耳罐和Ⅱ式菱口双耳罐的关系最为疏远,说明二者在双耳罐的发展序列上相距很远,位于两端,根据其他因素可以判定Ⅰ式圆口双耳罐出现的时间早.

(2)由于Ⅰ式圆口双耳罐与Ⅰ式菱口双耳罐有1组共存关系,说明Ⅰ式圆口双耳罐的流行年代下限与Ⅱ式圆口双耳罐,Ⅰ式菱口双耳罐的流行年代上限大体是相互衔接的.这样我们可以将Ⅰ式圆口双耳罐与Ⅰ式菱口双耳罐这1组并入D组.

(3)椭圆口双耳罐不是双耳罐的主要形式,其出现和延续的年代大约在Ⅱ式圆口双耳罐和Ⅰ式菱口双耳罐流行的年代范围内.因此我们将有椭圆口双耳罐的组合都并入E组.

(4)由于Ⅰ式菱口双耳罐与Ⅱ式菱口双耳罐存在2组共存关系,因此可以推测二者的年代不但相互连接,甚至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行.同时我们可以将Ⅰ式菱口双耳罐与Ⅱ式菱口双耳罐共存的组合也划入仅有F组(Ⅱ式菱口双耳罐)的组合中.

根据墓葬登记表可知,与这4组双耳罐组合有共存关系的陶器组合如下:

C组Ⅰ式圆口双耳罐,小单耳罐,曲腹单耳杯,卷沿小罐,高领鼓腹罐,

D组Ⅱ式圆口双耳罐,Ⅰ式菱口双耳罐,高领折沿罐,直领折肩罐,浅腹釜,Ⅰ式圜底罐,折腹钵,直腹豆,斜腹豆,侈口斜肩瓮,

E组Ⅰ式菱口双耳罐,椭圆口双耳罐,Ⅱ式圜底罐,Ⅰ式双耳釜,折腹钵,斜腹豆,四耳壶,侈口溜肩瓮,大口瓮,直领折肩罐,大口直领瓮,

F组Ⅱ式菱口双耳罐,Ⅰ式菱口双耳罐,带流大单耳罐,Ⅱ式圜底罐,斜腹豆,尖唇直领罐,大口直领瓮,

此外,还有以下3组陶器组合不与双耳罐共存:

A组尖底钵,卷沿小罐(DM14),

B组高领鼓腹罐,卷沿小罐,大口耸肩小罐,大口单耳杯,曲腹单耳杯,直壁单耳杯(DM2,DM3,DM5,DM7,DM8,DM9),

G组卷沿扁腹罐,敛口溜肩罐,高领直口罐,Ⅱ式双耳釜,大口垂腹釜,小口垂腹釜,斜腹豆(BM2甲,BM2乙,BM3,BM4),

A组和B组与D组,E组,F组无任何器类相同,而与C组却都有卷沿小罐这一共同因素,因此A组,B组应该与C组的关系相近.与A组相比,B组与C组相同的因素更多,如在卷沿小罐之外,还都有曲腹单耳杯和高领鼓腹罐等,因此B组应与C组的关系更近.由于不出双耳罐,因此推测A组和B组的年代应早于C组.G组陶器虽然也不出双耳罐,但其与A组,B组的陶器器类完全不同,明显关系相隔很远.G组与D组,E组和F组都同出斜腹豆,因此G组应与这三组陶器相近,年代却应更晚.这样可以归纳出以上7组基本的陶器组合并排出它们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

除了陶器之外,还可归纳出与这7组陶器中的5组陶器有共存关系的5组铜器组合:

B组Ⅰ式剑,Ⅱ式剑,Ⅲ式剑,

D组釜,单耳鍪(原Ⅰ式鍪),斜腹盘(原Ⅰ式盘),直腹盘(原Ⅱ式盘),烟荷包式钺(原Ⅰ式钺),Ⅰ式泡,Ⅱ式泡,Ⅳ式泡,Ⅰ鞲,秦半两,八铢半两

E组釜,单耳鍪(原Ⅰ式鍪),斜腹盘(原Ⅰ式盘),直腹盘(原Ⅱ式盘),Ⅰ式泡,Ⅱ式泡,八铢半两,四铢半两

F组釜,不对称双耳鍪(原Ⅱ式鍪),直腹盘(原Ⅱ式盘),Ⅰ式泡,Ⅱ式泡,Ⅲ式泡,Ⅰ式鞲,Ⅱ式鞲,秦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

G组Ⅰ式泡,五铢

此外,与这7组陶器中的4组陶器有共存关系的4组铁器组合如下:

D组双耳釜(原Ⅰ式釜),单耳鍪(原Ⅰ式鍪),斧,锄,斤,凿,勺,鞲,中原式剑(原Ⅰ式剑),山字格剑(原Ⅱ式剑),Ⅰ式铜柄铁剑,Ⅱ式铜柄铁剑,

E组双耳釜(原Ⅰ式釜),单耳鍪(原Ⅰ式鍪),斧,锄,锸,斤,锥,Ⅰ式削刀,Ⅰ式铜柄铁剑,

F组双耳釜(原Ⅰ式釜),无耳釜(原Ⅱ式釜),对称双耳鍪(原Ⅱ式鍪),圜底罐,斧,锄,Ⅰ式削刀,Ⅰ式铜柄铁剑,

G组斧,Ⅱ式削刀,长刀

与这7组陶器中的3组陶器有共存关系的3组漆木器组合如下:

D组木梳,残漆器,残木器,

E组漆耳杯,残漆器,残木器,残篦器,

F组漆圆盒,漆耳杯,残漆器,残木器,残篦器,

与这7组陶器中的5组陶器有共存关系的5组装饰品如下:

C组铜管

D组铜项珠,铜Ⅱ式璜,铜Ⅰ式手镯,铁Ⅰ式手镯,铁Ⅱ式手镯,琥珀项珠,烧料项珠,玉石项珠,穿孔海贝,绿松石,尿珠子(薏苡项珠),

E组铜项珠,铜Ⅱ式璜,铜铃,铜Ⅱ式手镯,铁Ⅰ式手镯,铁Ⅱ式手镯,琥珀珠,烧料珠,穿孔海贝,绿松石,玛瑙珠,

F组铜项珠,铜Ⅱ式璜,铜耳坠,铜Ⅰ式环,铜Ⅱ式环,铁Ⅰ式手镯,铁Ⅱ式手镯,烧料项珠,穿孔海贝,绿松石,骨项珠,

G组铜Ⅰ式璜.

三,分期与年代

综合上述分析,再结合墓葬形制的差异,笔者认为可以将这7组墓葬分为如下的3期7段:

第一期早段:A组墓,

中段:B组墓,

晚段:C组墓.

第二期早段:D组墓,

中段:E组墓,

晚段:F组墓.

第三期G组墓.

这三期的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期

属于本期的有A组,B组,C组三组的13座墓,均分布在墓地的北部D区.另外D区的其他5座墓大体也可以归入本期.

其石棺的特点是部分有头箱(图四).石棺均用石板砌成,两端各用1块石板,两侧各用1~2块石板,顶上盖板4~9块不等.石棺呈头端略宽,足端略窄的长方梯形.头箱的作法是在头端用薄石板隔出一宽6~9厘米的长方形小箱,有的在头箱中填30厘米厚的黄土,有的在头箱中放置随葬品.本期的葬式多样,有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二次葬等.

随葬品较少,一般只有数件,最多也不超过10件,多为陶器,另有铜器.除了身前携带的物品仍放在身前携带的部位之外,其他随葬品都放置在头端.陶器特点是均为手制,器形普遍较小,部分流行底部内凹.双耳罐和高领鼓腹罐上常有暗划(按抹)的旋涡纹,宽带纹和平行线纹.个别的陶器底部有模印的凸起符号.陶器主要组合有Ⅰ式圆口双耳罐,卷沿小罐,高领鼓腹罐,各种单耳杯,另外墓主性别不同其随葬品有一定的差异,部分墓葬中女性随葬纺轮,男性随葬青铜短剑.本期中装饰品极少.

第二期

属于本期的有D组,E组和F组的22座墓,分布在城关墓地的中部和南部.

本期石棺绝不见头箱.石棺用规整的薄石板砌成,两端各用1块石板,两侧各用2~3块石板,顶上盖板多为6~7块.石棺的头端略宽,足端略窄.本期石棺规模较为高大,一般长26~35米,高05~1米.有的石棺内壁用朱砂涂成红色,有的墓用麻布盖尸.葬式基本均为仰身直肢葬.

与前期相比,本期的随葬品数量明显较多,一般在20件以上,多的达100件以上,即使除去装饰品,一般也都在10件以上.普通随葬品多放置在头部以上的石棺内.随葬品种类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复合器,漆器,木竹器,银器等.陶器的制作为手制和轮制.部分陶器上有符号和文字,其文字有的与汉字相近,有的就是汉字.陶器的基本组合为Ⅱ式圆口双耳罐,菱口双耳罐,斜壁豆,浅腹釜和各种深腹罐.铜容器有鍪,釜,盘,钺,钱币均为半两钱.铜柄铁剑.铁釜,鍪,剑,斧,削.漆器和木竹器较多.男性墓多有剑,盾饰,工具等,女性墓则多纺轮,容器等.此外,几乎各墓都随葬有各种不同的装饰品.

第三期

仅G组的4座墓.分布在墓地的南部.由于本期墓葬的数量太少,也许不能全面反映该期的整个文化面貌,但仅这3座墓还是能反映出该期不同于前两期的鲜明特点.

其石棺用石块和砾石砌成四壁,盖板为7~10块青石条.石棺的平面基本呈长方形,规模较大,长约28~345米.有的墓头端有十几厘米高的黄土二层台,台上放置随葬品.在棺内底部有厚约10厘米的黄土掩盖尸体,再放置器物.葬式为仰身直肢葬.

其随葬品很少,器类与前两组比较有很大变化,主要器物为陶卷沿罐,垂腹釜,铁器有斧,削刀和长刀.钱币均为五铢钱.男性墓加长刀和盾饰,女性墓多有纺轮(图).

原报告也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并认为三期墓葬的年代前后衔接,紧密相连,其分别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末期,战国后期至汉武帝以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年.笔者赞同原报告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但关于这三期墓葬具体的年代,却与原报告存在一些差异.

笔者认为第一期与第二期墓葬之间的器物组合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陶器组合除了圆口双耳罐两者间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之外,其他的器类基本都不相同.铜剑二者之间也没有联系.第二期出现的大量铜容器,其他兵器,铁器,大量装饰品,漆器,木器等都不见于第一期.第一期的石棺中存在的头箱也不见于第二组.因此两组墓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既可能存在着文化激烈的变迁,也说明二期的年代可能前后不是紧密相连,而存在着时间上的缺环.

第二期与第三期的的墓葬形制差异较大,如第三期出现的黄土二层台及台上放置随葬品随葬品不见于第二期,在棺内用黄土掩埋尸体的葬俗也不见于第二期.此外这两期随葬品的种类和器物组合也存在很大差异.

第一期墓葬与别立垭口上墓地和勒石墓地〔10〕,茂县牟托墓地〔11〕,营盘山墓地〔12〕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类别组合等都大体相同,因此它们的年代彼此应该比较接近.第二期出土大量秦半两钱和各种西汉半两钱,但第一期却绝对不出钱币.四川地区最早流行的钱币为秦半两,年代在前316年秦占领巴蜀地区以后.因此第一期墓葬的下限不会晚到战国晚期.第一期出土有尖底钵,这种陶器与川西平原出土的早期尖底盏相似,属于同类器物.后者在川西平原地区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断定第一期墓葬的年代大体应从春秋时期至战国中期.其中A组由于出土有尖底盏,年代可能最早,属于本期的早段,约可早到春秋时期,B组由于不出土双耳罐,年代早于出土双耳罐的C组,属于本期的中段,年代约在春秋末至战国早期.C组的年代约在战国中期.

第二期有相当一部分陶器和铜器与川西地区什邡城关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巴蜀文化墓地〔13〕和荥经同心村战国晚期巴蜀文化船棺墓地〔14〕墓葬中出土陶器和铜器相类,两者可以比较.

例如,陶折腹钵与荥经同心村战国晚期船棺墓出土的Ⅲ式钵相似.陶直腹豆和斜腹豆与荥经同心村战国晚期墓地出土的Ⅴ式豆和Ⅲ式盘形豆基本相同.陶斜腹豆与什邡城关战国末至秦代墓出土的Ⅳ式豆基本相同.陶大口直领瓮与什邡城关战国末至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大口瓮相近.Ⅰ式钺与什邡城关墓地战国中晚期墓流行的钺(AaⅤa式)相似.铜Ⅰ式鍪,釜与什邡城关墓地战国中晚期墓流行的铜鍪,Ⅱ式釜大体相同.铜Ⅰ式鍪,釜与荥经同心村战国晚期船棺墓出土的铜Ⅰ式鍪,Ⅲ式釜大体相同.此外,在第二期墓葬中还出土有秦半两和西汉八铢半两,榆荚钱和四铢半两.概括以上,可以认为第二期的年代上限约为战国后期,下限则要晚到西汉早中期.其中,第二期中的早中晚三段的年代也有一定的差异.早段D组中属于巴蜀文化因素的随葬品基本都是川西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中流行的器物,但由于出土有秦半两和西汉八铢半两,因此早段的年代大体应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中晚段E,F组中属于巴蜀文化因素的随葬品基本都是川西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中流行的器物,但由于出土有西汉四铢半两,因此早段的年代都大体应在西汉早期至中期前段,其中中段E组的年代约为西汉早期前后,晚段F组的年代约为西汉早期至中期前段.

第三期墓葬出卷沿扁腹陶罐与什邡城关西汉中晚期墓出土AaⅡ式陶罐大体相同.该期的垂腹陶釜是四川盆地内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常见的陶釜形式〔15〕.高领直口罐与巴县冬笋坝西汉后期方形墓(M20)出土的同类陶罐大体相同〔16〕.该期的钱币仅有西汉五铢钱.综合以上可以认为其年代约为西汉中晚期.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2〕沈仲常,李复华:《关于"石棺葬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

〔3〕沈仲常,李复华:《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4〕李复华,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

〔5〕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为1985年四川攀枝花召开的"全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该文正式发表于《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6〕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7〕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8〕〔9〕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蒋宣忠:《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资料丛刊》第9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12〕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5〕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16〕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76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推十书》(增补全本)即将出版

天才学者刘咸炘(1896~1933)先生的《推十书》,是他纵论文,史,哲及目録,方志,文艺批评,金石书画等的学术着述总集,深受梁漱溟,萧萐父,蒙文通等名家的极力推崇.民国时出版的《推十书》约计300万字,后经成都古籍书店于1996年11月影印出版,早已售磬.影印本原无标点,部分书品较差.《推十书》(增补全本)新增了从未面世的刘咸炘先生的手稿近300万字,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再现了刘氏学术及其着述的全貌.《推十书》(增补全本)由"《推十书》已刋稿"和"《推十书》未刋稿"两部分组成,总计600余万字,其中包括1996年便宣称"亡佚"的文艺学力作《文式》,以及未曾编入《总目》中的《新辑宋人事迹》,《补旧志所略宋人事迹》,《陆氏宋史翼钞》,《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先生遗书考》等学术名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巴蜀文献集成》第二辑,《推十书》(增补全本)由敎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硏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重新整理标点,刘咸炘之子刘伯榖先生亲自参加整理标点工作,质量大为提高.《推十书》(增补全本)的首次面世,必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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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十书》未刋稿目録

甲,纲旨

学史散篇唐学略宋学别述近世理学论明末二敎考长洲彭氏家学考先河録

乙,知言

按:子部已刋本已尽録,兹故缺.

丙,论世

史记宋史豫记金元史绪记宋史杂记蜀诵双流足征録周官略表汉官表说唐末东南小割据表赵宋四川人文补考赵宋四川世族表赵宋四川长吏表明理学文献録隐士品订韩清学者谱叙録阳明先生传外録

丁,校雠

旧书録旧书附録余力録校雠丛録内景楼捡书记杂书目

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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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授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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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总目未编入稿五种:新辑宋人事迹补旧志所略宋人事迹陆氏宋史翼钞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先生遗书考

《推十书》(增补全本)序

萧萐夫《推十书》,乃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鉴泉先生之重要遗着,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着之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先生以"推十"名其书斋及着作,盖有取于许君《说文》解"士"字为"推十合一"之意,亦借以显示其一生笃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博趋约,以合御分之微旨.

刘先生字鉴泉,讳咸炘,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家世业儒,誉流蜀中.曾祖父刘汝钦,字敬五(1742—1789).精研《易》学,内外交修.祖父刘沅,字止唐(1768—1855).道,咸间以举人退隐成都讲学,融合心性道术,自成一家之言,有《槐轩全书》等传世,被列入《清史·儒林传》.父刘梖文,字子维(1842—1914).继槐轩讲学,门徒益众,为蜀人所敬重.清光绪丙申(1896)冬,鉴泉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于止唐孙辈最为年幼,家学熏陶,也最为聪颖.5岁能属文,9岁能自学,日翻书数十册.稍长,就学于家塾,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文史通义》而细研之,晓然于治学方法与着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氏.从此,每读书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记,积久乃综合为单篇论文,然后逐步归类而集成专书.弱冠后已多有撰着.1918年,从兄刘咸焌创办尚友书塾,先生22岁以德业兼优,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育才无数.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学院,曾任哲学系主任.继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乐群善诱,深受学生爱戴.1932年,不幸遽逝,享年仅36岁,闻者莫不痛惋.他矻矻一生,不离教席,瘁力于讲学授徒,淡泊自甘,绝意仕进,以"寂寥抱冬心"的忍冬花自喻(见《内书·冷热》).直系军酋吴佩孚,川督刘湘等曾先后慕名礼聘,均被先生冷然谢绝.学优不仕,萧然自得.

先生任塾师后,醉心于教学与国学研究,遍览四部群书,博涉旧闻,敏求新知.自谓:"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以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三十自述》)又说:"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校雠余论》)堂庑广大,识见圆通,也正是先生治学运思的特点.所谓"两纪以御之",乃以"两"为纪纲,通贯一切事物,学理.于史"论世",通古今之变,于子"知言",明左右之异.即在一切事理之相对,相待,相反,相因的"两端"中,以道家法"观变",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他自藏古今书二万三千余册,遍及国学各领域与当时新学书刊及诸译本,而每册书的扉页,书眉上均有评注批语,足见其勤敏异常.自谓"学如谳狱,论世者审其精,知言者折其辞.读书二法,曰入曰出.审其情者入也,虚与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折其辞者出也,我心如枰,儒者精义之功也"(《中书·学纲》).十余年中,用志不分,学思并进而大有成.虽因早逝,壮志未酬,而成书已达二百余种,无论宏观立论,或是微观考史,皆精核宏通,深造有得,就其所留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真不愧为"一世之雄",而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

鉴泉先生之学,渊源有自.首先,他受熏于家学,屡称引祖考槐轩遗说,但绝非拘守局限,而朗然自白:"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等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继志述事,别有开拓.其次,他特重乡土风教,盛赞蜀学传统,但旨在推陈以出新.如充分肯定"蜀学崇实,玄而不虚","统观蜀学,大在文史"(《推十文集》卷一《蜀学论》)."蜀学复兴,必收兹广博以辅深玄".认为苌弘,扬雄之后,蜀学有"深玄之风".唐,宋以来,"文则常开天下之先",自明以来,北方朴质,南方华采,"蜀介南北之间,兼山川之美,宁知后世不大光于华夏乎"(《蜀诵·绪论》)!并畅论华夏学风,系于土风遗传,"蜀之北多山,其风刚质,谓之半秦,东多水,其风柔文,谓之半楚.而中部平原介其间,故吾论学兼宽严,不偏于北之粗而方板,亦不偏于南之琐而流动".又反省:"蜀中学者,多秉山水险阻之气,能深不能广,弊则穿凿而不通达.吾则反之.专门不足,大方有余.殆平原之性欤!"(见《三十自述》)论虽尚粗,然仅而立之年,其自立,自信,自重乃如此!

但衡论先生之学思成就及其历史动力,似宜更深一层,将其纳入当时整个时代思潮而观其动向,与并世同列相较而察其异同.他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浮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着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理范畴的契合点.例如,在《内书·理要》一文中,论及"理学之题繁矣,而要以绝对与相对为纲.希腊哲学家首提一与多,动与静,常与变之辨.中国亦然.道家更推及无与有,名家则详论同与异.其后西洋学重治物,故详于量与质,中国学重治心,故详于本与末.是皆总题也.至于散题,则西洋心物之辨盛,而以物理时空之论为基,中国理气之辨盛,而以道德理势之辨为重.凡此诸题,参差错出,各有其准.等今贯而论之,甄明中国所传,旨在通一之理.等通一者无差别也,其表即为'两即'之说,是为中国之大理.西洋名理以拒中律为根,非甲即乙,长于'分',东方则不然.印度好用'两不'之法,长于'超',中国则好用'两即',长于'合'.'超'乃'合'之负面.西人今日亦觉'分'之非,而趋于'合'矣".以下广引诸家,详论一与多,一与两,同与异,合与分,动与静等,一切事理之相对"两端",都是通一而不可分(即"两即").如论及"时","空"曰:"昔者西人言绝对时间,空间.自《相对论》出,乃知空与时亦皆无绝对.无绝对者,正通一之象也."又论及"王伯安言知即行,即本体即工夫,朱派多非王说,未达此意也.今意大利哲学者克罗齐论文学,谓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直觉与表现亦不必分,其说颇似阳明".又例如,在《内书·撰德论》一文中,首谓"西方之学,精于物质,而略于心灵,彼亦有道德学,而多主'义外',罕能近里.浏览其书,得一二精论,足与先圣之言相证发,爰撰录而引其义".全文杂引西方学者及时人论着,计有斯宾诺沙,康德,费希特,亚里士多德,詹姆士,柏格森,托尔斯泰,彭甲登,利勃斯,帕尔生,傅铜,胡适等十余人.如论及"真,善,美"关系时,有云:"德人彭甲登分'真,善,美'为三,其说甚确,特未分出高下宾主.西人遂以求'真'为主.其敢偶言主'善'者,托翁(托尔斯泰)一人而已.较之詹姆士之言'用',更进一层矣.吾国先儒无非主'善',自考据学兴,乃重求'真'.托氏之言,固不独矫西方之偏也.特托氏乃主宗教者,不免偏于绝情,排斥彭甲登亦为过当.希腊哲人合'善','美'为一,其说虽未周密,然彼所谓'美',固指合理而非指纵欲.托翁必谓'美'全与'善'反,必绝欲而后得理,则又未通性在情中,理在欲中.离 而言性理,此宗教家之所以受攻,而不能自立也.要之,'真'者事实判断也,'善','美'则价值判断也,故'真'之去'善'远而'美'则近."又引帕尔生论" 学者位乎诸术之上,广言之直可包诸术"之言,而评曰:" 学者,价值之学也.西人之学,以哲学为最高,而其义本为爱知,起于惊疑,流为诡辩,其后虽蕃衍诸科,无所不究,然大抵重外而忽内,重物理而轻人事.故求真之学则精,而求善之学则浅, 一科,仅分哲学一席,其弊然也."(《内书·撰德论》)此类议论,《推十书》中逐处可见,论虽不完备,但宗旨灼然,对于中西各家学说,博采兼综,既于同见异,又于异观同,旨在扬榷古今,会通中西,"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语),有选择地吸纳和借助西学,新学,用以促进和优化中华固有学术之发展,这正是后"五四"时期文化主流思潮的总趋向.先生所谓"采西方专科中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学传入中华,南朝赵宋诸公,皆取资焉,以明理学,增加名词,绪正本末.以今况古,势正相同.此非求攻凿于他山,乃是取釜铁于陶冶"(《浅书·塾课详说》).这表明他确已意识到中华学人所面临的第二次文化引进,正如当初取资印度佛学以发展理学一样,必须系统地消化西学,通过陶冶,自求国学的发展与创新.

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总是无独而必有偶.当时蜀中着名青年诗人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江津人),恰与先生为同列,同年生,卒,同任教职,且同气相求,以"国士"相许,结为知交.于先生自称为"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吴为后"五四"时期中国新体诗的开路者之一,其大量诗作及诗论反映了民间疾苦,时代呼声,并自觉到"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变","乃决意孤行,自立法度,以旧文明的种子,入新时代的园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准则"(《白屋吴生诗稿·自订年表》).刘则属国学研究者中资深积厚的一员,在新旧文化汇合激荡中,也自觉到应当弘扬优秀传统,涵化西学新知,力求加以整合,"拥篲清道",开出新路.他说:"求知之学,近三百年可谓大盛.然多征实而少发挥,多发现而少整理.等今则其时矣!为圣道足其条目,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以合御分,以浅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三十自述》)二人之心声,自相应和.二人之德业,又璀璨交辉,同为"天地英灵气,古今卓异才"(吴宓诗《怀碧柳》).把他们称作近世蜀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似不为过.

《推十书》中,史学论着颇多.论者或以为先生"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徐国光:《推十书系年录序》).但先生"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为落实其特重时风,土俗的方志学观点,特撰《蜀诵》四卷,《双流足征录》八卷,是为方志之力作.又因友人劝其重修《宋史》,遂撰《重修宋史述意》等文,是为拟修国史之规划.其余成书如《四史知意》,《史学述林》,《治史绪论》等,多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代史学述评之作,往往涉及史志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一些深层理论与方法学问题.蒙文通曾赞其"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知"(《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

至于先生对浙东"通史家风"学脉的继承,对章实斋"六经皆史"义理之阐发,更是其史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明确宣称:"吾于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顾独服膺浙东之史学.浙东史学,文献之传,固本于吕氏.而其史识之圆大,则实以阳明之说为骨."(《阳明先生传外录》)又申言:"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等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可也."(《中书·道家史观说》)又谓"'人事'二字,范围至广"(《三十自述》)."群学,史学,本不当分"(《中书·一事论》).足见其所谓"人事学",实近于今日通用的"人文学"(Humanities),而所谓"广义"之史学,括举各种人文现象,则颇近于"价值之学"或德国西南学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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