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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类有关论文格式,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纪实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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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九四二》上映.该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描述了1942年中国抗战时发生在河南等地的一场大饥荒,以此回望历史,探讨中华民族在深重灾难中表现出的丰富人性.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引用了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许多报道,正是这个正直的美国记者,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了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

《大公报》如实报道

河南大饥荒被停刊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这次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举世震惊.关于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由于没有具体统计数字,至今说法不一,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说死亡人数在300万人以上,而多数历史资料中则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人祸”,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造成的.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一些地区的庄稼甚至出现绝产.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叶、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野菜、草根几乎被挖完,树叶、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24岁的天津小伙子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等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等”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等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等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等

让张高峰无比悲痛的是天灾,让他无比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 、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等

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张高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张高峰于是将此行所见所闻,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成了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在文章中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张高峰的稿子,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还是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为《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登在《大公报》上,顿时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王芸生意犹未尽,又亲自写出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刊发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社评将矛头直指当政者,斥其救灾不力.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蒋介石勃然大怒,以《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为名,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逮捕,并遭刑讯,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等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美国记者亲赴灾区获悉饥荒真相

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大公报》因独家报道而被勒令停刊三天,更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White),是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亲赴河南灾区,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恰巧,白修德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以及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想去河南灾区采访,两人便结伴向河南出发了.他们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从宝鸡乘火车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两人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经过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的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两人深感震惊: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火车车厢顶部挤满了逃荒的难民,不时有人因手被冻僵抓不稳车厢从列车顶部掉下来摔死在铁道边;难民们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不少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昔日繁华的城市街头,如今一个个店铺关闭,街头上人烟稀少,冷冷清清恍如鬼城;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不时能听到弃婴临死前奄奄一息的哭声,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他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让他感到最大震动的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等”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万分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政府和军队的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 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 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但各级官员对灾情却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离开河南的前一天晚上,河南的政府官员宴请了白修德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想想灾区人吃人的惨状,白修德面对满桌的美味难以下咽,他说,这是他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宴席.

白修德向蒋介石面呈实情

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还没有离开河南,他立即动手撰写稿件,从郑州走到洛阳时,他已经完成了为《时代》周刊所写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庆,而是直接在洛阳找了家商务电台把稿件拍发了出去.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战争时期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向所服务的媒体发稿时,无论在何地发报,都需先发给重庆,由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往国外.这一次,鬼使神差,白修德的报道居然没有绕道重庆,而直接由洛阳发往了美国.也许是洛阳的这家商务电台的工作人员疏忽,忘记了政府的有关规定,也许是发报员良心发现,有意让白修德未经审查的稿件直接传向海外.《时代》周刊收到了白修德写自河南灾区的现场报道,迅速在1943年3月22日刊载了出来.在这篇标题为《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的报道里,白修德描写了他在河南灾区看到的惨状:“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等”

白修德的文章在美国《时代》周刊登出后,顿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访问、讨要贷款的最关键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让正在美国风光十足的宋美龄极为恼怒.更何况《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是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也是宋美龄的老朋友,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许多活动都是由卢斯操办的.宋美龄看到报道后大发脾气,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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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希望国民政府能迅速启动救灾机制,以解救那些奄奄一息的灾民.他将目睹的惨状向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领事馆汇报,还拜会了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孙科、张群、孔祥熙以及宋庆龄等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同时,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官员蒙蔽了,他要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介石却拒不接见他.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此事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介石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白修德.见面时,白修德告诉蒋介石灾民饿死的惨状,以及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介石看到这些相片后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哪里拍的这些相片,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会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蒋介石将白修德客客气气地送出了总统官邸.

白修德原本以为会有官员遭受处分,“甚至有人会掉脑袋”.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确实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无非是蒋介石为了搪塞舆论,推出了政界、军界的几个小角色来充当替罪羊.但白修德绝对不会料到,掉脑袋的人中竟有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因为他“泄露机密”,拍发了美国记者的灾荒报道.白修德在震愕、愤怒之余,不胜感慨:“我鄙视蒋.我再也不认为蒋介石或他的那个美国化了的行政当局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这里无法可循!”

河南大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

事实上,资料显示,1942年夏天,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蒋介石在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并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却并没有免征军粮.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以后在回忆时说,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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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出乎意料的是,为了追求政绩,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却将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就多征收了1.5亿斤粮食,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7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他们向农民派粮派款、抽丁,大肆搜刮钱财,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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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抓紧救灾,是能够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记者由拥蒋转向亲共反蒋

《大公报》和美国《时代》周刊对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 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这两人到了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布“ 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等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两人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两人匆匆转了一圈,在当地官员的配合下,将“缩水”的灾情报告交给了蒋介石.随后,国民政府拨了两亿元法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但当时饥民最需要的是粮食,而非钞票.大饥荒那年,河南物价暴涨,两亿元法币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粮食,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甚至就连这点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拖到1943年夏天,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到了1943年秋季,麦子终于成熟,饥荒渐渐过去.此时,河南省已经饿死了约500万人.而当时的官方统计,死者仅为1602人.

1943年,成为白修德“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护者,称蒋介石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 国家等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 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然而,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的处理以及他不管河南三千万老百姓死活的做法,使得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说:“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等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等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白修德开始认识到,国民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用错了方向,打了水漂.他忍不住给《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写信说:“这个国家正在我的面前死去.”

以后,白修德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转向同情中国 ,他在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中国的惊雷》.1953年,白修德返回美国,因为反对蒋介石政权,白修德被认为亲共,在麦卡锡主义兴起时,职业生涯受到很大的影响,各报编辑视他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美国对外图书管理部门禁止销售他的著作,还有人在护照上找麻烦,他不得不远走欧洲谋生.此后白修德担任海外通讯社(OverseasNewsAgency)和TheReporter的欧洲通讯记者.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白修德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再次闻名于世,其中第一本《1960年总统的产生》最为畅销,也最获得好评,获得1962年普利策奖.1972年,白修德作为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再次访华.1983年又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采访活动,完成了一篇万余字的长篇报道,刊发于当年9月的《时代》周刊.1986年,白修德因癌症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71岁.

河南发生“历史性一幕”

白修德以后在回忆河南大饥荒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想想河南灾区人吃人的惨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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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提到的“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蒋介石对河南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使得他最终失去了民心.活过来的河南老百姓,厌恶了战争和兵燹,再加上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在逃跑时骚扰民间.于是,在国民党军队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河南老百姓拿着锄头、菜刀、铁耙,自发地组织起来攻击汤恩伯部溃兵,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国民党官兵.起初是老百姓单个地缴国军的械,后来干脆成连成排地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被缴械的国军有6万之众.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赢得了民心.

在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老百姓都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后来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在总结“亡党亡国”时说:“我们不是被 打败的,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 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只有在 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参考文献:

李克农对敌斗争艺术

狼的哲学

蒋介石受骗

特务头子郑介民的谍报人生

学科服务的与实践

学科升级后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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